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狭义指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火原洁、马沙亦黑等奉命编纂的《華夷譯語》一本蒙汉对译的辞书；广义则是对明、清朝廷官方编纂的各种《译语》、《杂字》、《来文》的统称。这些《华夷译语》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附有外语原文原字以及词义，并以汉字拟音的方式为外文词汇注音。是研究近代外国文、民族文、汉文语言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页面有阿拉伯字母，操作系统及浏览器須支持特殊字母与符号才能正確显示为阿拉伯文字，否则可能變成自左向右書寫且未成連寫體的字母或其他符號。

本页面有蒙古文字母，操作系统及浏览器須支持特殊字母与符号才能正確显示为蒙古文字母，否则可能變成未成連寫體的字母或其他符號。

背景

中国史上各朝各代的朝廷都有着长期对外交涉的传统，在与来华朝贡的使者交涉的过程中以及往来书信的读写过程中，有必要培训精通外文和汉文的翻译人才，兼用于接待来华使者并负责安排其在华的伙食住宿等问题。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在大都（今北京）设立了会同馆，负责口譯。明朝洪武年间，在南京应天府的原南京公馆馆内设会同馆。永乐六年（1408年）在北京顺天府重设会同馆。正统六年（1441年）按照馆址位置分为南北二馆，南馆三所，北馆六所。而后该馆不断扩增，截至明朝成化五年（1469年）已有附属馆十八处，包括朝鲜馆（朝鮮語）、日本馆（日语）、琉球馆（琉球语）、安南馆（越南语）、真腊馆（高棉语）、暹罗馆（泰语）、占城馆（占語）、爪哇馆（爪哇语）、苏门答喇馆（亚齐语）、满剌加馆（马来语）、达达馆（蒙古语）、回回馆（波斯语）、畏兀儿馆（察合台语）、西番馆（藏语）、河西馆（“河西语”）、缅甸馆（缅甸语）和云南百夷馆（云南傣语）。

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在北京顺天府首设四夷馆，专门负责笔译，隶属翰林院，选取国子监生培训。下分八馆：鞑靼馆（蒙古语）、女直馆（女真语）、西番馆（藏语）、西天馆（梵语）、回回馆（波斯语）、高昌馆（察合台语）、百夷馆（傣语）、缅甸馆（缅甸语）。正德六年（1511年）增设八百馆（泰沅语），万历七年（1579年）增设暹罗馆（泰语），共为四夷馆十馆。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人入关，将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百夷馆更名“百译馆”，因女真语早已演变为满语，且朝廷上的满族人多通晓蒙古语，所以撤销鞑靼馆和女直馆，剩下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译、缅甸、八百、暹罗八馆。乾隆十三年农历九月（1748年）乾隆皇帝在学习藏文的过程中审阅《西番译语》，下令合并会同馆、四译馆为“会同四译馆”，并按照收词量高且较全面的四译馆版《西番译语》，重新编纂各馆《译语》。会同四译馆下分西域馆、百译馆二馆，前者包括原西番、西天、回回、高昌四馆，后者包括原百译、缅甸、八百、暹罗四馆。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趁蘇祿蘇丹國使者来华，增设苏禄馆（陶苏格语）。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南掌馆（老挝语）。苏禄、南掌二馆隶属百译馆。

编纂

明朝建立初期，朝内尚有许多元朝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遗臣遗官。迫于明初北伐北元鞑靼残余势力的需求，明朝洪武十五年农历正月丙戌日（1382年1月28日）洪武帝任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编修“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精通蒙汉双语的官仕，按照《蒙古秘史》中利用汉字对蒙古语字词加以拟音书写的方式，编写一部蒙译汉辞书。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著成一部《华夷译语》，并刊印发行。此部《华夷译语》分17门，收词840条整。序文中简述编写辞书的用途，之后的凡例中讲述了在汉字拟音时使用的各种特殊的小字符，以弥补汉语语音系统没有蒙语发达的缺陷，同时也体现了用汉字拟音蒙语字词发音的难处。

用漢字譯寫胡語，其中間有有聲無字者，今特借音聲相近字樣，立例於後，讀者依此求之，則無不諧矣。
字傍小註「中」字者，乃喉內音也，如「^中合」、「^中忽」之類。
字傍小註「舌」字者，乃舌頭音也，必彈舌讀之，如，「^舌兒」、「^舌里」、「^舌剌」、「^舌魯」、「^舌侖」之類。
字傍小註「丁」字者，頂舌音也，以舌尖頂上齶（音咢）讀之，如「^丁溫」、「^丁兀」、「^丁斡」、「^丁豁」之類。
字下小註「勒」字者，亦與頂舌同，如「冰」呼「莫_勒孫」之類。
字下小註「黑」字、「惕」字、「克」字者，（「字下小註黑字惕字克字者」，「黑」原作「里」，據明朱當㴐國朝典故本、涵芬樓秘笈本改。）皆急讀帶道音也，不用讀出。
字下小註「卜」字、「必」字者，皆急讀合口音也，亦不用讀出。

此后从明永乐年间设立四夷馆后至清代末期，会同馆与四夷馆分别编纂了各种辞书，多名为《ＸＸ馆译语》或《ＸＸ馆译文》，以下简称《译文》。各种《译文》在应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有各种欠缺的词汇，应而相继编纂《ＸＸ馆杂字》增补，以下简称《杂字》。会同馆版本的《译文》和《杂字》由于主要用于培训口译人才，只有原语的汉字拟音和词义两栏，无原语文字。四夷馆版本的《译文》和《杂字》用于培训笔译人才，有原语文字、汉字拟音和词义三栏。譬如，《會同館板·回回館雜字》记述波斯语“天”字，写有“阿思忙”和“天”二栏，分别记述波斯语词的汉字拟音及其汉语词义；而《四夷館板·回回館雜字》在记述同一字时，写有本词、拟音、词义三栏，即“آسمان‎”、“阿思媽恩”和“天”。此外四夷馆还编有《ＸＸ馆来文》，将各国各地官方呈来的函文书信附加翻译并按照地区语言汇集成书，以下简称《来文》。供高阶翻译人才阅读学习使用。

四夷馆版《回回馆杂字》用于笔译，含有原文字、词义和拟音

会同馆版用于口译，只有词义和拟音，不含原文字

《缅甸馆来文》一面为汉文译文

另一面为缅甸文原文原字

各种《译文》、《杂字》、《来文》的汉字部分均使用手写毛笔楷书，原语文字部分均按照当时当地的官方书写习惯手写。每页四组单词。四夷馆版本每组单词三栏，第一栏为原语文字，第二栏为汉译词义，第三栏为汉字拟音。会同馆版本每组单词二栏，省去原语文字一栏。按照中文传统的书写习惯编排，词序由右向左、行序由上而下，即为右上词、左上词、右下词、左下词的顺序。唯有《僰夷译语》（记录白语）和《西天真实名经》（记录梵语）为竖写，即为右上词、右下词、左上词、左下词的顺序。词汇按照类别分为二十余门类，皆以“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开头，其余门类各异，有若“采色门”、“身体门”、“人物门”、“器用门”、“宫殿门”、“饮食门”、“衣服门”、“方隅门”、“经部门”、“珍宝门”、“文史门”、“鸟兽门”、“数目门”、“通用门”、“香药门”、“花木门”、“人事门”等等。

研究

明清编纂的各种《华夷译语》记录了今中国境内以及周边国家，包括近代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的14世纪至19世纪的词汇和语音，对于语言学和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库。在语音方面，虽然《译语》和《杂字》在记录词汇语音方面使用了不科学的汉字拟音，但因其是官方用于正式对外交涉的书物，又是由精通夷汉双语的人才编写的，且在几百年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几经修改，其汉字拟音系统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的。在词汇学方面，譬如《高昌馆杂字》记录了明朝永乐时期，吐鲁番一带的察合台语（或讹称作“回鹘语”、“高昌语”）。察合台语是今日维吾尔语以及乌兹别克语的原语，并是直至20世纪初期二地区通用的书面语，而高昌馆所记录的语言当更接近今日的维吾尔语东部的吐鲁番方言。永乐年间的察合台语尚在使用回鹘文字书写，而不是被伊斯兰化后的阿拉伯文字。在记录的词汇中多见“僧人”、“寺庙”等佛教词汇，说明在永乐时期，吐鲁番一带尚未被伊斯兰化，或伊斯兰化程度较小。许多词语都与今日维吾尔语有所差别，如“天”译作“腾克力”（ᠲᠩᠷᠢ），即其原蒙古语借词，而不是后来使用的被伊斯兰化后的波斯语借词“阿思曼”（اسمان‎）。

各种《译语》、《杂字》所记载的语言，因时间的推移，使得其中的语言不易当今学者分辨，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会尝试到当地进行田野考察，作语言对比，往往则可确定《译语》中所记录的语言或方言。目前中外各地所藏《华夷译语》百余本，包括故宫藏本在内的许多藏本尚未被整理研究，此外可能还有一些私人搜藏的各种版本。

分类

近现代学者在研究时将存世的各种版本的《华夷译语》分类。1930年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按照出版年代以及书本藏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本”1本，即明朝洪武二十二年火原洁、马沙亦黑等编纂的蒙汉对译《华夷译语》，有蒙文本词、汉字拟音和词义三栏；“乙种本”为明朝永乐五年以降的四夷馆／四译馆版本《译语》、《杂字》和《来文》。有本词、拟音、词义三栏。记录有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夷、缅甸、八百和暹罗10语辞书。名为《ＸＸ馆译语》、《ＸＸ馆杂字》和《ＸＸ馆来文》；“丙种本”为明晚期会同馆版本《译文》和《杂字》，未含《来文》。有拟音、词义二栏，无本词。记录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满剌加、百夷、西番、回回、女真、达达和畏兀儿13语辞书。名为《ＸＸ馆译语》和《ＸＸ馆杂字》。194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将北京故宫所藏的42语种71册本的《译语》、《杂字》定为第四种“丁种本”。丁种本为清朝乾隆年代以降之会同四译馆所编，名称相对杂乱，多称为《ＸＸ译语》，又有《ＸＸ语》、《ＸＸ话》、《ＸＸ番书》、《ＸＸ雅话》、《ＸＸ国译语》几种称谓，以及按照地方县府来命名的《ＸＸ府属土州县司译语》三本，和一本梵译汉的《西天真实名经》。

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江蘩约在《四译馆考》中记载了当时四译馆、会同馆下属各馆所藏之《杂字》和《来文》的情况。有西番、西天、回回、高昌、百译、缅甸、八百、暹罗八馆，各有《杂字》数部和《来文》一部。其中回回馆附有吐鲁番、天方、撒马尔罕、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刺加八国《杂字》；高昌馆附有哈密、安定阿端、曲先、军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七国《杂字》；百译馆附有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湾甸、镇康、大候、芒市、者乐甸十一国《杂字》；八百馆附有老挝、车里、孟艮三国《杂字》。

乾隆十五年以降新编订的《译语》、《杂字》可按照译馆大致归类为以下九种：

西番馆存世10种14册。有《西番館譯語》1种5册，20门类，收词2123个，最为丰富，乾隆帝以其作为《译语》之典范。记录藏语拉萨前藏方言。另有《川番譯語》9种9册，各分20门类，各收词740左右，分别名为《西番译语（川一）》、《西番译语（川二）》、《西番译语（川三）》、《西番译语（川四）》、《西番译语（川五）》、《西番译语（川六）》、《西番译语（川七）》、《西番译语（川八）》、《西番译语（川九）》。分别记录四川省西部松番、龙安、茂州等地的各种藏缅语族的语言及方言，包括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藏语康巴方言、白马语、尔苏语中部方言、尔苏语西部方言、嘉绒语、多续语等。
百译馆存世9种9册。各分门类15至17不等，各收词338至806。来自云南永昌府的分别为《镇康译语》、《湾甸译语》、《芒市译语》、《南甸译语》、《平崖译语》、《路江译语》、《耿马译语》、《猛卯译语》、《猛连译语》，记录了当地的各种傣语。另有来自云南镇沅的《僰夷译语》（即白语）16门类，收词112个，和《苏禄番书》（即苏禄语）19门类，收词406个。
八百馆存世6种6册。各分门类11至16不等，各收词71至170个。分别为《车里译语》来自云南普洱府、《猛缅译语》来自云南顺宁府、《猛麻译语》来自云南顺宁府、《庆远府属土州县司译语》来自广西慶遠府、《太平府属土州县司译语》来自广西太平府、《镇安府属土州县司译语》来自广西镇安府。
西天馆，存世1种1册，不分门类，收词519个，名为《西天真实名经》。
缅甸馆，存世1种1册，分20门类，收词1225个，名为《缅甸番书》。
暹罗馆，存世1种1册，分20门类，收词971个，名为《暹罗番书》。
回回馆，存世1种1册，分11门类，收词282个，名为《琉球语》。
另有译馆不详的《猓猡译语》。《猓玀譯語》5种5册。各20门类，各收词280至740余个，分别名为《猓猡译语（猓一）》、《猓猡译语（猓二）》、《猓猡译语（猓三）》、《猓猡译语（猓四）》、《猓猡译语（猓五）》。记录了多为川西、川北、滇北等地的彝语、羌语等藏缅语族的语言及方言，其中猓一来自东川府。
西洋馆，存世6种6册。其中5种5册翻译较为准确，分20门类，各收词2069至2071个，分别为《弗喇安西雅話》（即法语）、《額哷馬尼雅話》（即德语）、《伊達禮雅話》（即意大利语）、《播哷都噶禮雅話》（即葡萄牙语）、《拉氐諾話》（即拉丁语）。此外还有1册《𠸄咭唎國譯語》，记录英语，分20门类，收词734个，但是记录语词并不准确，一些学者如黄兴涛等认为可能是广州十三行英语“通事”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