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1939年6月25日),原名高志员,又名高俊亭中国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新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将领。曾任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重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1939年被新四军总部下令处决,1977年平反。

高敬亭
本名高志员
出生(1907-08-12)1907年8月12日
 清朝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新集镇)董店乡
逝世1939年6月25日(1939歲—06—25)(31歲) 處決
 中華民國安徽省合肥县(今属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场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服役年份1927 - 1939 處決
统率红二十八军
新四军第四支队
参与战争第一次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
配偶史玉清1937年结婚)[1]
亲属父亲高立祥
次女高凤英

生平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高敬亭十岁时丧母,父兄节衣缩食將其送入私塾。高敬亭读了六年私塾,粗通文墨。后因家贫辍学,与父兄一起务农,帮父亲屠猪谋生。1927年,在私塾同学梅光荣引导下参加革命,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次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为参加革命,他的父亲和三个兄长都被杀害。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又调任区苏维埃武装委员。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同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先后创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2]。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又担任省委组织部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西征,高留在当地进行游击战,任豫东南道委书记。同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3]。1934年4月,改任八十二师师长[4]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高敬亭仍然留任当地坚持游击战。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重建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八军,自任省委书记和军政治委员(不设军长)。红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有一千余人。[5]高敬亭在大別山區長期以擄人勒贖為業。1935年2月率部擊殺國民黨安徽省財政廳長、前任代省長余誼密。當時有三百多名肉票集體屠殺。[6]高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多次击败卫立煌廖磊率领的围剿军。1935年5月,曾率领部队西征寻找红二十五军,后又折回鄂豫皖[7]。之后,红二十八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同地方党组织所领导的地方部队、便衣队一起,建立了遍及二十二个县的游击区,歼灭国民革命军十八个营、十五个连和大量小股部队[8]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敬亭致函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举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岳西谈判会议。9月,红二十八军改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1938年初,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四支队司令员,出兵抗日[9]。四支队下辖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人。因部队远在长江以北,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指挥(序列上属第五战区[10]。5月12日,高敬亭率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获胜,成为新四军抗日首战,得到蒋中正亲自致电勉励[11]。但是不久以后,由于不执行新四军军部要求其放弃大别山区东进的命令,先后与中共中央派来的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等人产生矛盾,同时又因为其部发展过快,引起国民政府猜忌,加上高本人当年曾协助张国焘等人进行肃反,导致高同时受到中共中央、新四军、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人员忌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抵达江北,直接指挥第四支队第八团(原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东进。高敬亭依然留驻皖中舒城县西港冲[12]

1939年5月,叶挺率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抵达庐江东汤池,宣布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到西港冲召开第四支队干部大会,动员东进[13]。在压力之下,5月中旬,高敬亭命令第七、九团向皖东挺进,但行动上依然有抵触行为。在进军途中,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国民革命军的事件[14]。6月4日,高敬亭率领支队后方机关进入合肥县(今属肥东县)青龙场。至此,第四支队全部进入皖东。从6月上旬起,针对杨克志、曹玉福叛逃事件,新四军内部开展反曹、杨斗争。之后,上升为对高敬亭进行批判。叶挺、张云逸等人集体召见高敬亭,将其扣留审查。6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15]。6月25日上午8时,高敬亭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军籍后,在青龙场被处决[16]。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为高敬亭恢复名誉。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17]

个人相关

死因争议

关于高敬亭被处死的责任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王辅一研究认为,当时新四军四支队属于五战区,新四军总部属于三战区。对高敬亭的诬告,是廖磊向五战区报告,由五战区向蒋介石报告的,不是由新四军军部和项英上报,也不是经过三战区上报的。叶挺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就执行了对高敬亭的处决[18]

上海图书馆童志强则认为,处死高敬亭是中共内部的事,不能将高案的账算到叶挺个人头上。当时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机要工作的李资平接受童志强访问时,针对安徽民间传言“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的说法,他肯定地说:“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19]1939年7月,新四军在皖南云岭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当时叶挺仍在江北),会后新四军向中央报告说“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20]

与万海峰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万海峰参加红军时,担任高敬亭的警卫员。其名字“海峰”即为高敬亭所取,寓意是“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