사용자:배우는사람/문서:漢傳佛教
틀:佛教
紅：藏傳佛教出現前的北傳佛教（即後世的漢傳佛教）傳播路線圖
藍：南傳佛教傳播路線圖
漢傳佛教，是以地理位置劃分的佛教派別，是佛教的三大地理分支之一。另外兩個為南傳佛教（即上座部佛教）和藏傳佛教。佛教經由兩條路徑傳入中國，一支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爾後傳入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等處，故漢傳佛教又稱北傳佛教[1]。傳入中國的另一支佛教則由南印度經海路傳至中國南方，為南傳佛教，並不包括在漢傳佛教中。
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同為大乘佛教的主要發揚傳系。因為中國的影響，漢傳佛教將大乘佛教的教義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並且影響了後世的藏傳佛教。實質上，漢傳佛教可以說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別於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宗為多。另外，儘管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當年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的佛教也包括了流傳遠不如大乘佛教廣泛的小乘佛教。
詞語釋義
以地理位置劃分的佛教派別最初為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兩支。由古印度向南方傳播到斯里蘭卡、東南亞以及中國雲南等地以上座部佛教為主的流傳，被稱為「南傳佛教」，其經典多為巴利語所寫。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地。北傳佛教主要由北方經絲綢之路向中亞、中國、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等國傳播，其經典多為梵文、各種中亞文字和中文。自藏傳佛教出現後，南傳北傳佛教兩支的劃分漸漸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劃分法。按教理大致劃分，南傳佛教即是上座部佛教 (又被具爭議性地稱為小乘佛教)，而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同屬大乘佛教，儘管漢傳佛教也包含了小乘佛教的宗派。
發展過程
秦漢
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在20世紀初首先提出，在秦代期間，佛教已經傳入中國，因為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說法，「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2]而此處「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譯。但此說提出之後，即遭到鈴木券太郎等的駁斥，認為其斷句有誤應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3]。明星出西方。」[4]。
一般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新莽時和東漢前期時由印度經西域傳入的。根據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並且帶來了許多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駝回首都洛陽，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譯《四十二章經》。也就是現在的白馬寺[5]。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作為佛教傳入之年。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漢朝傳教譯經，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婁迦讖到漢朝傳教譯經。
三國時期
佛教早在東漢初期即傳入中國，但當時儒學興盛，發展不大，至三國後方有發展。
三國時期的佛教重鎮，北方以洛陽為主，南方則為建業。曹魏魏明帝大興佛寺[6]，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孫吳地區，當支謙、康僧會先後入吳，受孫權推崇[7][8]。孫皓稱帝時，本要毀壞佛寺，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而放棄[9]。在蜀漢，佛教不是很興盛，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二卷[10]，但已逸失。
當時大乘佛教受貴霜帝國影響而傳播四周。西域受其影響，于闐、龜茲等地佛教興盛。之後又有天竺曇柯迦羅、安息曇諦和康居康僧鎧等僧侶到洛陽翻譯經典，將大乘佛教傳至中國。曇柯迦羅推廣戒律，這是中國僧侶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以其為律宗的始祖。曇諦所譯的《曇無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為中國僧侶出家之始。由於當時經文翻譯未善，朱士行為求原經研讀，於260年自雍州出發至于闐，成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他寫得《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後由弟子於282年送回洛陽，最後由竺叔蘭譯成《放光經》[11][12]。
晉朝
西晉年間，官方與民間的佛教信仰，逐漸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餘人[13]。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7]。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餘所。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細字經」和「供養經」等。洛陽大市寺中，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其中部分經文依然保存[14]。北京門頭溝區的潭柘寺始建於西晉年間，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北京）」的美稱。
東晉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晉元帝、晉明帝以賓友禮敬沙門，晉元帝又「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15][16]。建康佛教，盛極一時。東晉初期，名流相繼避世江東，玄風也跟著南渡，從而長於清談的義學名僧竺潛、支遁都為時人所重[17][18]。
南北朝時期
佛教在東晉時代形成南北區域。北方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多數提倡佛教，以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均盛，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為道安和鳩摩羅什。南方為東晉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著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為慧遠和佛陀跋陀羅。
北朝
北朝佛教起於西域僧侶佛圖澄（232—348）在後趙的弘傳。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年）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屯軍，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佛圖澄通過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道術感化，阻止其殘殺，從此中州（今河南地區）人民逐漸奉佛。後石虎即位，遷都鄴城（今河北邯鄲市臨漳縣、磁縣），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19]。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等。
繼後趙之後，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苻堅篤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道安原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為避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到襄陽講《放光般若經》。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道安住在長安五重寺。
佛教在後秦尤盛。後秦統治者姚興，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弘始三年（401年），姚興出兵涼州，鳩摩羅什入長安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非常雜濫。弘始七年（405），姚興以羅什的弟子僧略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為「僧錄」，令管理僧尼的事務。
期間，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鳩摩羅什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為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後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但後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進行大規模的滅佛活動，對佛教的發展造成嚴重破壞。[20]
南朝
南北朝時期，南朝佛教以慧遠主持的廬山東林寺為中心[21]。其他中心，還有建康道場寺。建康為東晉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羅、法顯、慧觀、慧嚴等都以道場寺作根據，宣揚佛教。
南梁王朝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22][23]，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24]，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25][26]；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27][28] 其提倡的佛教僧侶必須恪守素食，成為漢傳佛教所有僧侶的獨特的基本戒律[29]。
該時期佛教文學，經過歷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
| “ | ……雖誕以淪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 | ” |
南朝期間，佛教藝術開始興盛。佛像塑造極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紵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紵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緻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31]。畫像方面，顧愷之和吳曹不興、晉衛協並稱中國最初的三大佛畫家。顧愷之作品造詣極深，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於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說「畫訖，光彩耀目數日」[32][33]。另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畫。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佛教音樂和文學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並弘傳帛屍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唄，帛法橋作三契經，支曇籥裁製新聲，造六言梵唄，梵響清美。
隋朝
北周隋國公楊堅於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在位期間，大興佛教，並招請隱居僧侶出山，號召佛徒「為國行道」[34]，使佛教再度興盛於世，也使社會得到安定。隋文帝在治國上，採用並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輔治國的政策，調和三教的關係。
隋煬帝楊廣在位時，朝庭對佛教也是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隋煬帝本人是佛教菩薩戒弟子[35]。其在位時，下令裝補故經，並寫新本，修治和鑄刻佛像很多，同時，也對佛教嚴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響的名士集中在揚州，以便支配，並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唐朝
唐朝雖以道教為國教，佛教受到推崇，先後有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肅宗、唐德宗、唐憲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養佛指舍利。每次迎送聲勢浩大，朝野轟動，皇帝頂禮膜拜，等級之高，絕無僅有[36]。
初唐時期
唐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他還在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
盛唐時期
盛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漢傳佛教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盛唐中國的影響，不久即傳播海外。
唐玄宗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唐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唐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唐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 [37]
禪宗的巨著《六祖壇經》，是中國第一部佛教白話文學作品，在中國佛學思想上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38]
中唐晚唐時期
會昌五年（845），由於社會動蕩、經濟衰退[39]、道教盛行[40]的原因，唐朝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41]。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42]。
至晚唐之後，十大宗派名存實亡，三論宗、唯識宗、成實宗、俱舍宗等各宗幾乎都已無人研究，傳承斷絕。密宗在宋代之曾短暫復興，期間雕刻了著名的大足石窟，但不久逐漸消亡。天台、華嚴二宗勉強維持，南山律宗若存若亡。十大宗派，只剩禪宗、淨土宗二家，其中又以禪宗發展最盛。
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間，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極一時，後只剩臨濟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禪師的看話禪與宏智正覺禪師的默照禪是南宋時最主要的兩個流派，其中又以看話禪的影響最大。
公元868年制、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金剛經》，雕刻精美，刀法純熟，圖文凝重，墨色勻稱，文字清晰，雕刻技術已達到了高度熟練的程度，是現存世界最早的印刷書籍之一。後由英國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從王圓籙處購得，上面標明「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現存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43]。
建於盛唐和中唐時的(713年—803年)，位於今中國四川省樂山市的樂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現成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工程浩大，耗時九十年完成。
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時局分裂及戰亂糾紛。南方地區相對穩定，區域佛教文化興盛；北方則戰亂頻繁，佛教遭到嚴重限制和破壞。北方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寺銅材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一宗」[44][45]。
南方吳越國佛教發展興盛，統治者錢繆、錢弘俶十分崇尚佛教[46]，大建寺院刻印佛經，阿育王寺，湖州天寧寺所藏《寶篋印經》、杭州雷峰塔的金銅十六羅漢像即是該時期作品。後晉時任瓜州節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於開運四年（947年）組織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發。
兩宋、西夏、遼、金時期
北宋時期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宋太祖建國後，馬上廢止後周世宗的毀佛詔令，讓佛教復興[47]，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隨著僧侶人數眾多，又修訂了出家的考試制度。開寶四年，下詔張從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經全藏，後世稱為《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以後官方私人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版本。後來，更雕造了《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時，興建太平興國寺，設立譯經院，復興了官刻譯經活動。宋代理學非常盛行，雖然理學受到禪宗影響，但也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時有排佛論調，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天台宗得到高麗傳回佛教典籍而弘揚一時，雖然教義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禮懺、念佛等方法輔助，所以能夠在各地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夠藉助禪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的風氣。當中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最有影響力，後者被稱為「賢首中興」[48]。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於律學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師兼講授戒法，促使律學中興[49][50]。禪宗則繼續發揚。諸派宗師多推行教學，讓佛學普及於民間[51] 。
宋朝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52]。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53]。度牒制度原本是為了控制僧尼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54][55]。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56][53]。宋徽宗時期，因為他篤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壞，燒經毀像，並將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外，其餘則多被湮滅。[57]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儒家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而實際歐陽修的《蝶戀花》中有名句：「簾外無風，花影頻移動。」被金聖嘆評曰深於佛事。[58]），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59]。
南宋時期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宗、淨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朝復興佛教，因此有不少佛塔的興建。
遼代時期
遼代耶律王朝佛教發展強盛，遼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傳佛教；遼太宗取得了燕雲十六州後，對佛教特加保護。山西大同的上華嚴寺為現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遼代寺廟，北京房山雲居寺也是遼代始建。遼代最受推崇的是華嚴宗，其次是密宗，再次為淨土宗以及律宗、唯識宗、俱舍宗等，而民間則流行信仰祈願往生彌陀或彌勒淨土。
從山西應縣木塔佛像中發現的丹藏、佛經、和佛畫，河北豐潤天寶寺塔發現的佛經，內蒙古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中發現的佛經，堪稱佛教藝術瑰寶。雕塑作品刀法遒勁，栩栩如生。建築藝術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體現出來。山西省靈丘縣覺山寺西塔院中的覺山寺塔、北京市天寧寺塔、遼寧省遼陽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觀，是遼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傑出代表作品。河北薊縣獨樂寺的觀音閣兼唐代和宋朝之長處，雄健壯麗。
西夏時期
西夏王朝，歷代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請經及翻譯、雕印佛經之外，並致力於寺塔的建設，故境內寺院林立。如李元昊曾於興慶建高台寺，造高數十丈的佛塔；沒藏氏（李諒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漢文佛經為主。其餘各寺亦或為翻譯西夏文經（高台寺），或刻印漢文佛經（賀蘭山佛祖院、溫家寺印經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經（黑水城寺廟）。此外，該朝代佛教藝術、雕刻等亦極為發達，現存莫高窟有塑像與壁畫的洞窟中，西夏所開者有三窟。
金代時期
金代是指於政和元年（即公元1115年），由女真族在東北及後來華北所建立的完顏政權。女真族在開國以前已有佛教信仰，從它鄰境奉行佛教的高麗、渤海等國傳入的，其所受佛教影響亦深，禪宗盛行，淨土宗與華嚴宗也比較流行。金代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於內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於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設會、飯僧，後于山西應州建淨土寺。金代帝王對佛教都採取了有節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興盛。
金代在經書刊刻上有舉世聞名的《趙城金藏》，於1933年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現存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其餘三者為《永樂大典》、《敦煌遺書》和《四庫全書》）[60]。《金藏》是收錄了唐朝玄奘法師從印度取回的佛經的稀世孤本，為無價之寶[61]。
蒙元
蒙元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傳佛教也採取保護政策[62][63][64][65]。佛教中的禪宗、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朝
至明代，禪淨雙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蓮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66]，雖然將禪宗的修行方法引入淨土宗，以禪宗的心態修行淨土，但是仍然是以淨土為依歸，與禪宗特重智慧開悟的風格已截然不同。淨土宗在佛門及民間成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設善世院，命令慧曇（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國佛教[67]。在他的職位之下又設置了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宗教職位，以實施對佛教教團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國寺院分為「禪」、「講」、「教」三大類，要求寺院僧眾專注於其專業，並且設定各類僧侶的服色，限制寺田的買賣。當中「禪」是指禪宗。「講」指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則是指以前的律寺，從事瑜伽顯密法事儀式。
道衍（1335—1418）曾協助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明成祖即位後，獎賞道衍冠帶而朝，退仍緇衣。此後，成祖開始偏袒佛教，並且為《法華經》作序，頌揚佛教功績；又親自編寫《神僧傳》。他對藏傳佛教非常重視。1403年，邀請哈立麻到京師，頒發「大寶法王」稱號，又給西藏宗喀巴「大慈法王」稱號，並且擔任國師。永樂年間，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十八灌頂國師。
朱元璋與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於政治經濟的考慮而往往搖擺不定。明初葉，曾廢除僧侶免丁錢，度牒免費發給[68]；但嚴加管制剃度方面，規定了發牒的數量與時間，出家的年齡和考試的準則。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為了籌募經費而開始販賣度牒，直到明末，導致僧尼劇增，寺院林立。根據《大明會典》的統計，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數達到10萬，二十二年則已經倍增。從總體上來看，雖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禪宗和淨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發展則甚少[69]。
滿清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傳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滿清對於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繼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設立了僧錄司，所有宗教官員都經禮部考試輪選，最後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和明代無異。[70]清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內外私下建造或拆毀寺廟與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許官員發出度牒。後來更針對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為私度僧尼人數太多，累計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多達34萬餘張，而無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給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時，全國僧尼大約高達80萬人。[71]
滿清官方最初接觸到的是藏傳佛教，並且受到清太祖的禮遇。當時西藏的第五世喇嘛羅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關係，並受冊封。滿清非常重視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為此設立駐藏大臣，並且制定了《欽定章程》共二十九條，讓所有西藏寺廟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
漢傳佛教方面，清世祖愛好參禪，曾召海會寺憨璞性聰、浙江玉林通琇、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等入宮內說法。清世宗曾自號「圓明居士」，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御選語錄》共十九卷，更從章嘉國師學習禪學。章嘉國師就是負責把《藏文大藏經》全部翻譯成滿文。
翻譯佛經方面，側重於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譬如北京黃寺土觀呼圖克圖第一世受詔把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譯為滿文。工布查布等人則根據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極樂願文》、《釋迦佛贊》等等。除了翻譯佛經外，刻經事業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於嘉興楞嚴寺，譬如《續藏經》、《又續藏經》。根據《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於北京賢良寺特設藏經館作校閱編稿。四年後編輯成《龍藏》，內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關的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七千餘卷。乾隆年間刻刊了《蒙文大藏經》、《滿文藏經》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後，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於經典的校刻與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鄭學川曾先後在揚州、蘇州、常熟、杭州等地設立刻經處，發刊的佛經接近三千卷。
從整體來說，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繼承著明朝，當中以禪宗為最流行。[72]民間則更為流傳，在許多民間文藝作品中普遍存在。
滿清漢地的僧侶，除參禪、唸佛之外，幾乎無事可做，佛教僧侶中無有傑出人物，居士之中僅有乾隆時的彭紹升較為特出，他所偏重的也是淨土一宗。太虛大師曾經感慨：「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於亡矣。從全球運開，泰西文明過渡東亞，我國之政教學術莫不瞠焉其後，而佛教實後而尤後者。[77]」
近現代
晚清至民國肇建之際，鑑於佛教之衰微，先有楊仁山居士創建金陵刻經處，精印佛典，大量流通。許多在中國失傳的佛教典籍，又陸續由日韓傳回中國，原先失傳的許多宗派，開始又復活了起來。金陵刻經處同時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國的兩大教育重鎮——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與太虛大師的武昌佛學院，都是起源於金陵印經處。
民國初年，諸教內大德如太虛大師、歐陽竟無等繼繼績大力倡導與推動。歐陽竟無等自日本請回大量唐代的法相宗文獻，而復興與發揚了法相宗。太虛大師力倡佛教的現代化運動，有改革佛教的思想與舉措。對內整合佛教的現代思維：主八宗並弘外，將漢傳佛教分為法相唯識、法性空慧、法界圓覺三大系。並對外，則有現代的取經運動：派遣學僧分赴西藏、印度、錫蘭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78]虛雲法師、印光法師、弘一法師、趙朴初等佛學大師高德相繼湧現，為漢傳佛教復興立下汗馬功勞。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國共內戰開始，因為當時戰爭與及中共不允許宣揚佛教等因素，前往台灣定居的中國大陸佛教傳道人日漸增多。此時，漢傳大乘佛教在台灣以不同於往日漳泉式觀音神化的形象，正式積極耕耘。經幾十年的宣教，漢傳佛教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於台灣流行。加上經濟發達、政治鬆綁等因素，較原本釋道混一的民間信仰純正之漢傳佛教，成為佛教在台地發展的主導力量。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從未出現的佛經謁語也大量出現於各種場合。印順導師、太虛法師、證嚴法師等提倡「人間佛教」，使佛教更走入在家眾，也更貼近人們的需求。
文革時期，漢傳佛教寺廟及僧侶管理遭到嚴重破壞。文革結束後，中國國務院組織進行修復和保護工作，設立中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眾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佛教寺廟與建築。同時，1983年4月9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於確定漢族地區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的報告》，絕大多數為中國大陸境內漢傳佛教重要佛教寺廟，共142座，以進行保護管理工作[79]。
21世紀，漢傳佛教的發展得到進一步提高。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台灣佛教的信徒約有548.6萬人，佔全台灣2300萬人口的23.9%，這裡面又以淨土宗、禪宗及無所屬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團體來看，則以中台山、法鼓山、佛光山、靈鷲山無生道場以及慈濟基金會等五團體的影響力最大，也被人視作台灣佛教五座山。
海峽兩岸組織大型佛教論壇，世界佛教論壇是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定期舉辦的世界性的佛教對話交流論壇，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於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中國杭州市和舟山市舉行。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於2009年在無錫靈山和台北舉行。
2009年5月，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陝西法門寺舉行[80]，這是自唐朝後中國最大規模的佛祖舍利安奉大典[81]。
中國以外的漢傳佛教 (北傳佛教)
日本
《日本書紀》有載佛教傳至日本始於飛鳥時代，即552年（欽明天皇13年）有百濟聖明王始贈予釋迦佛的金銅像與経論。
唐朝時期，日本高僧空海赴長安學習佛法，曾寄居大相國寺。回日後，他在弘揚佛法的同時，創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道昭、智達、智通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從智周受學，歸日本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中國又先有道璇赴日講《華嚴》等經，繼而新羅審詳從賢首學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華嚴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律宗。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時代，連同先前傳入日本的三論宗、成實宗，又附唯識學傳入的俱舍宗，並稱為奈良六宗。其後日都由奈良遷去平安，而入平安時代，又有最澄入唐從天台宗道邃、行滿受學，歸國創天台宗。空海入唐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創真言宗。在唐朝以後，日本佛教頗具規模。
宋神宗時，日僧成尋曾率第子前來巡拜。日本佛教界出於對大相國寺的欽慕，在京都也設立了相國寺，並承漢傳佛教之風，將禪寺中高等級者列為「五山十剎」[82]。
日本佛教自唐代傳入，為純正漢傳佛教。此後日本佛教受歐美學術的影響，走入現代的佛學研究領域。直接透過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原典之研究風氣來研究佛學，是以語言學、文獻學等為主的研究。或以比較宗教學之立場重新評估佛教。[83]日本重視保留從中國傳承過去的佛教經文；其《大正藏》對漢傳佛教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現代日本的佛教，是現代學術化的佛教。日本每個國立大學裡，幾乎都設有印度哲學科和中國哲學科，以資佛學研究，同時在各宗派中，都設有佛教大學或佛教專科學校，作為佛學的研究機關。[84]
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佛教是在公元4世紀從中國傳入的。當時朝鮮半島分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公元372年，中國姚秦苻堅派遣使節以及沙門順道法師贈送佛像和佛經給高句麗；384年，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赴百濟傳教；此後不久，新羅則從高句麗接受了佛教。
唐朝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時期，新羅法融法師帶領弟子理應及純英入華，在玄朗大師門下參學，從而與唐朝天台宗的中興祖師荊溪湛然尊者為同門。以後他們三人回國弘揚了天台教觀。唐代末年，由於「會昌法難」，天台宗的經典章疏大量毀失。五代十國的吳越王錢弘心儀佛教，在天台宗名僧義寂的建議下特派使者至朝鮮、日本訪求已經散佚的天台教典。公元961年，高麗國王遣僧諦觀入華，他將若干論疏和著述送至螺溪義寂尊者處，並留在義寂身邊研習，後示寂於天台山，著有著名的《天台四教儀》傳世。諦觀的攜天台教典入華，對於天台宗在宋代的復興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宋代，隨著天台教義在高麗的傳播，至高麗的大覺國師義天時始創立天台宗。海東佛教包括天台宗在高麗王朝統治中達到鼎盛。而在李氏朝鮮的抑佛政策下，天台宗被併入禪宗。此後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僅在民間深層中綿延不絕。[85]
當今，韓國和中國的佛教交流十分頻繁[86]。
越南
越南地處中國南部，因為當地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入，也是北傳佛教國家之一。從1世紀到9世紀，越南東京是屬於中國領土（即東漢至西晉時期的交阯郡）。自從公元2世紀，儒學與大乘佛教開始傳入，然後慢慢非常流行。[87][88]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為國教，各代國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為僧，導致大量僧人湧現，處處皆寺的局面。由於確立了僧團制度，在各地都有專門負責教門公事的機構。[88]
宗派
漢傳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漢地，初期主要是引進並翻譯佛經。隨著佛教在漢地的不斷傳播和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譯了大量佛經，佛教徒和佛教學者的數量也空前增長；另一方面，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響，做出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改變。因此漢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論，漢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隋唐時期是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發展頗具規模。但是由於佛教發展過程中本身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以及三武一宗滅佛造成的四次法難，大量佛經典籍被毀，諸多宗派被嚴重削弱，無法重現昔日輝煌。但是只有禪宗和淨土宗因為不立文字，學術性不強，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反而在法難之後更加繁榮，直到今天。
漢傳佛教主要有八個大乘宗派和兩個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個宗派流傳校廣，影響較大。漢傳佛教中的小乘宗派並不來源於南傳佛教，而是與大乘共同來自於西域。漢傳十大宗派的說法，始於清末楊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八宗綱要鈔》。後又有人認為應有十一家。[89]今天比較常見的劃分是十三宗。
틀:漢傳佛教十宗
- 三論宗：始於鳩摩羅什譯出龍樹《中論》、《十二門論》與提婆的《百論》，奠基於南北朝僧肇、興皇朗、僧朗法師、茅山明，大成於吉藏大師。吉藏大師後，此派被天台宗、禪宗所融攝，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 涅槃宗：始於晉竺法護譯《方等泥洹經》二卷，法顯與佛陀跋陀譯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經》，至曇無讖於北涼譯出《大般涅槃經》時開始盛行，分南北二派，北方以隨曇無讖譯經的道朗、慧嵩為主，南方則是傳自竺道生一系。隋代極盛，唐之後併入三論宗。
- 地論宗：始於北魏菩提流支及勒那摩提譯出世親所著《十地經論》，屬唯識學派。後併入華嚴宗。
- 攝論宗：被法相宗取代，始於南北朝梁、陳之際，在南方的真諦譯出無著《攝大乘論》，與世親之《攝大乘釋論》，與地論宗同屬唯識學派。在攝論宗出現之後，逐漸吸收了北方的地論宗，南方的地論師也慢慢式微。
- 天台宗（法華宗）：南北朝智者大師奠基。
- 淨土宗：開宗立派於唐代的善導大師。
- 律宗：始於南北朝法顯、慧光大師，殿基於唐終南道宣律師。
- 禪宗：咸認南北朝達摩祖師東渡中國起始，大盛於唐六祖惠能大師。
- 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師起始。
- 華嚴宗（賢首宗）：唐杜順法師起始，但真正立派於賢首法藏法師。
-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時，由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三藏先後傳入漢地，號稱開元三大士。
佛事活動
漢傳佛教的佛事活動主要有懺法、盂蘭盆會等。懺法原為佛教懺悔罪愆的儀則和作法，起於晉代道安和慧遠，歷代相沿。盂蘭盆會盛行於唐代，為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為眾積聚「功德」超度先靈。
佛陀誕辰日（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為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為重要。此外，觀音菩薩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僧伽制度
出家
佛教信徒為求解脫而出家修行。這種制度原非佛教所創始，古印度早有此風尚[90]。佛教徒出家，先要剃髮，這是取得僧人資格的必要條件[91][92]。一般出家人不留鬍鬚，但漢傳佛教出家僧人剃後仍有復留者[93]。
姓氏
漢傳佛教中，出家僧侶都姓「釋」，這與其他藏傳佛教、上座部佛教不同。佛教傳入中原時，出家的僧侶仍有俗姓，或依其皈依師父姓。晉道安法師有鑒於此，乃以釋為姓[94]，後人尊崇並成為定式。
受戒
漢傳佛教中，佛教徒分為在家眾與出家眾。在家眾包括優婆塞（男居士）與優婆夷（女居士），出家眾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在家眾要求受持皈依戒，進而可以修行菩薩戒。
佛教徒出家，成為沙彌和沙彌尼，必須受持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塗飾香鬘、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蓄金銀財寶。以後還須受具足戒。比丘和比丘尼則必須受持具足戒。中國漢地依循《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條，比丘尼戒為348條[95]。藏傳佛教實行《說一切有部律》，比丘戒為258條。東南亞盛傳的上座部佛教比丘戒為227條，出家人依戒法規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資格。漢傳佛教僧尼，除受上述兩種戒外，還規定須受具足戒。古代在受此戒時有在頭頂上燒香疤的習慣，現廢除[96]。
安居與羯磨
安居亦稱布薩、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個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認為此時萬物滋生，外出行走，易傷草木小蟲，應定居於一處，坐禪修學，接受供養。這段時間稱為安居期[97]。在中國，安居期為農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稱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稱結夏，安居終了舉行自恣羯磨，稱解夏[98]。
羯磨，又稱「作業」，意為「會議辦事」[99]。僧團按戒律規定，處理僧團或僧侶個人事務時，必須由一定範圍內的全體僧眾集會決定。一般表決方式為口頭問答，徵求同意。同意的不說話，不同意的表示意見。大家不說話，羯磨戒師就說：「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薩羯磨、自恣羯磨以及臨時商辦某事而舉行的羯磨等。
素食制度
漢傳佛教特有禁止肉食與五辛的制度[100][101]，以培養佛教徒「慈悲心」[102]。比丘戒律原無此項規定，是梁武帝蕭衍根據《大般涅槃經》等教義，從因果轉回的理論上闡明了食肉的過失，提倡而普遍實行的[103]。中國藏傳佛教僧侶一般都可食肉；中國傣族等上座部佛教僧侶一樣，他們托缽乞食或受人供養，也不排除肉食。未受菩薩戒的漢傳佛教居士可以選擇是否遵守，一般只吃三淨肉[104][105]。
叢林清規
叢林，原稱「阿蘭若」，意為森林、叢林[106]。印度原用以稱僧眾住處。佛教建立寺院後，泛指佛寺。清規即僧眾日常應遵行的規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規定「三衣一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時，原也仿效「依律而住」，逐漸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說法、普請（勞動）等的規則[107]。中國最早是東晉道安立下的規範。唐代百丈禪師根據禪宗僧伽發展的需要，制定《百丈清規》，其中規定僧侶在修道的同時，必須參加農業生產、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過農禪的生活。現全國僧眾遵行的《敕修百丈清規》，為元朝德輝禪師參照唐宋諸家清規，依託百丈禪師之名修訂的[108]。
寺院管理制度
古印度僧團中原只有執掌、監督進食等事項的上座，稱為維那，此外別無他職。傳入中國後，逐漸形成嚴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職有上座（全寺之長）、寺主（主管一寺事務）、維那（管僧眾庶務），稱為「三綱」[109][110]。唐以後禪宗寺院職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稱住持，亦稱方丈、堂頭和尚[111]。下設執事僧，一般有西序頭首和東序知事[112]。西序有前堂首座[113]和後堂首座（統領全寺僧眾）[114]、書記（執掌文書）、知藏（掌佛教經籍）、知客（負責接待外來賓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燈）[115]等。東序有都監事（總管寺務）、維那（領眾熏修，執掌僧眾威儀進退綱紀）[116]、副寺（掌管財務、總務）、典座（管理飲食、住宿等）[117]、直歲（管理寺內勞務）[118]等。
參見
相關條目
註釋
參考書籍
틀:漢傳佛教十宗틀:China-buddhism-temple틀:China-buddhism-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