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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

中國特色佛教

漢傳佛教，指以漢字記載經典或漢字文化圈的佛教，與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形成世界上現存的三大佛教體系[1]。漢傳佛教主要流傳於中國大陸、台灣、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

顏色註解：
紅：藏传佛教出现前的北传佛教（即后世的汉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藍：南传佛教传播路线图

印度的上座佛教與大乘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原地区，再經由中國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與越南等地，形成以漢譯經典為本的汉传佛教。漢傳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流，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自唐密在汉地消亡后，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宗為多，與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不同。

從印度三期佛教（初期部派佛教為主；次期大乘佛教為主；末期密乘佛教為主）來看漢傳佛教，就明白漢傳佛教不同於錫蘭（又傳入緬、泰）、不同於西藏（又傳入蒙、滿），有著時代的關係。漢傳佛教的最初傳入，早在漢明帝以前，但有弘化的事跡可考，佔有中國佛教的一頁者，要算漢桓帝時代（公元147-167年）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為最早。此時，印度正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並行，大乘為主的時期。所以中國沒有錫蘭那樣，有過專弘部派佛教時期，而造成部派佛教深固的根柢。中國是一開始，便是大乘為主、部派為從的局面。雖也偶有偏宗部派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紀末）；雖大量譯傳《阿含經》、廣律、阿毘曇論，而大乘始終為漢傳佛教的重心。漢傳佛教主要為印度的中期佛教，從支婁迦讖的傳譯，經竺法護（三世紀後半）而到鳩摩羅什的（公元401年）來華，都著重於大乘經論的傳弘。所傳譯的大乘經，可說都是龍樹《大智度論》所引用過的性空大乘經；論典還只是龍樹及弟子提婆的作品。略後，中國所譯傳的，有一顯著的不同。如曇無讖的《大般涅槃》、《大雲經》；佛陀跋陀羅的《如來藏經》；求那跋陀羅的《楞伽經》、《深密經》、《勝鬘經》、《大法鼓經》等經；菩提流支（等的《楞伽經》、《十地經論》；真諦的《攝大乘論釋》等；波羅頗迦羅的《大乘莊嚴經論》；玄奘（公元650年前後）的大量論典，這都重在龍樹所不曾引用過的如來藏大乘經，與無著、世親系的唯識論。這一先性空經論而後如來藏經論的次序，印度與中國完全一致。[2]佛教的傳入中國，是大乘佛教、部派佛教同時的，所以傳統的部派佛教，在中國沒有能造成堅強的傳統。加上部派佛教與中國民情，也許不太適合，所以大乘一直在有利的情勢下發展。[3]

漢傳佛教是對佛教傳入漢地後經本土化過程，演變成對教義、經典及儀軌的不同解釋定義而形成的主要幾個宗派，普遍說法共有十宗。漢傳佛教發展到隋唐時期，佛教已進入鼎盛時期，主要宗派也於此時形成，並得以發展壯大。十宗中包括了兩個部派佛教宗派，分別為俱舍宗、成實宗；八個大乘佛教宗派，分別為天台宗、三論宗（法性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唯識宗）、禪宗、華嚴宗（賢首宗）、密宗。此外還有毗曇宗、地論宗、攝論宗、涅槃宗等。中國大乘，舊傳八宗，其中禪、淨、密、律，重於持行；以義學見長者，唯三論、唯識、天台、賢首——四宗。然宏傳論義者，有地論師與攝論師，蔚為大流。[4]

漢傳佛教承認五方佛與十方佛，如口稱南無阿彌陀佛，不過亦可見巴利語三藏中《小部》中的《佛譬喻》（《譬喻》的一分），說到了十方佛的來集。[5]大乘佛法特別強調素食，不殺害眾生，如當來下生的彌勒佛，初發心就不食眾生肉，特以慈心（所以姓彌勒，彌勒就是慈）來表彰他的特德。[6]至於護法神信仰，最遠可能源自佛在世時有護法神——金剛力士，在南傳佛教中本是夜叉而已。在大乘佛教中，就尊稱為菩薩權化。入世利生，充滿了本生談中的菩薩精神。但同時，天的傾向發達起來，天神的地位也顯著起來。所以，這是佛教的人間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也影響了後來發展的傾向。[7]

詞語釋義

漢字「佛教」指「佛的教導」，與「儒教」、「道教」的稱呼相似，合稱三教。然而三者又有差異：「儒」是指一群人，「道」是指概念，而「佛」這個漢字本身沒有意義，而是古音類似bud（梵文Buddha的第一音節）。稱呼的不同顯示佛教來自外國，與來自本國的儒道不同。[8]

太虛法師1932年將世界上現存的佛教劃分成為三大系統，其中第二系統是以中國為中心，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1980年代初，日本學者中村元等打破學術界「漢傳佛教等於中國佛教」的傳統概念，之後學者提出「漢語系佛教」、「漢地佛教」、「漢族佛教」、「漢字文化圈佛教」等相關概念。「漢傳佛教」的特色，是經典以漢字書寫。[9]西方學者也稱為「東亞佛教」或「東方佛教」（Eastern Buddhism）[10][11]。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佛教派别最初为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两支。由古印度向南方傳播到斯里蘭卡、東南亞以及中國雲南等地以上座佛教為主的流傳，被稱為「南傳佛教」，其經典多為巴利語所寫。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地。北傳佛教主要由北方經絲綢之路向中亞、中國、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等地區傳播，其經典多為梵文、各種中亞文字和中文。自藏傳佛教出现后，南傳、北傳佛教两支的划分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划分法。按教理大致划分，南傳佛教即是上座佛教，而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尽管漢傳佛教也包含了上座佛教的宗派。

佛教傳入現代中國疆域經由兩條路徑，一支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漢地中原，爾後傳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稱北傳佛教[12]；另一支為南傳佛教，由東南亞傳至中國雲南一帶，為少數民族所信仰。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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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汉朝

白马寺

佛教传入中国的過程缺乏直接記載，因此只能根據文獻推測。[13]《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4]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佛教在秦代已经传入中国，因为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15][16]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應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17][18]

東漢四川青銅搖錢樹上有西王母與坐佛。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魏略·西戎傳》、《魏書·釋老志》等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19][20]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明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即今日的白马寺)，翻译《四十二章經》。[21]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为第一部汉译佛经。汉明帝夢見金人的說法來自西元三世紀中葉的《四十二章經序》，馬伯樂認為這些记载純屬捏造，湯用彤則認為可能有部分屬實。[22]東漢建和元年（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漢朝傳教譯經[23]；167年，月氏人支婁迦讖到漢朝傳教譯經；这些譯經活动为漢傳佛教奠定最初基础[24]。

從出土的文物來說，重慶市豐都縣9號墓出土的搖錢樹主幹上有坐佛，底座上刻有“延光四年(西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铭文，是中國最早的銅佛。[25][26][27]西元二世紀後期四川省麻浩崖墓墓室上方健馱邏風格的佛像是中國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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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與三國

到漢和帝時，由於各種天災人禍的流行，佛教滋長的土壤形成[30]:112。但東漢末年以前，佛教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漢桓帝仍將佛與黃老並祀[30]:122。實際上很多時候，佛教和黃老被混為一談[30]:170。桓靈以前，僅有口授的《浮屠經》和翻譯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經》流行於世[30]:143。桓靈時，一些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來到中國，以洛陽為中心開始活動，翻譯了許多佛教典籍[30]:143。

三国时期，曹操和曹丕都對儒家以外的“淫祀”嚴厲打擊。到嘉平年間，印度僧人昙柯迦罗來到洛陽，佛教才有所發展[30]:161。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31]，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32]孙吴地区，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33][34]。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35][36]。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但已佚失[37]。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38]。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39]。

晋朝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40]。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41][42]。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等[43]。洛阳大市寺中，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其中部分经文依然保存[44]。北京门头沟区的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年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的美称[45]。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晋元帝、晋明帝以宾友礼敬沙门，晋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46]；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47]。建康佛教，盛极一时。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48]。

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不同的发展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49]，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50]。南方为东晋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51][52]。

北魏公元443年的彌勒菩薩像，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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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

北朝佛教起于西域僧侣佛图澄在后赵的弘传[53]。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屯军，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阻止其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逐渐奉佛。后石虎即位，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磁县），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54]。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苻坚笃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55]。道安原在鄴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为避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太元四年（379年），苻丕攻下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56]。

佛教在后秦尤盛。后秦统治者姚兴，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57]。弘始三年（401年），姚兴出兵凉州，鸠摩罗什入长安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年），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58][59]。

期间，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鸠摩罗什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莊嚴論經》、《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60][61]。

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年），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62]。但后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进行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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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65]。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南梁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還俗，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66][67]，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68]，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69][70]；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71][72] 。在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前漢傳佛教「律中無有斷肉法」[73]，梁武帝提倡佛教僧侣都應是菩萨，都應該遵守《大般涅槃經》[74]不吃肉[75]，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後漢傳佛教僧團開始遵守梵網經菩薩戒不吃肉[76]。

该时期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77]。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沙门法和》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78]。

南朝期间，佛教艺术开始兴盛。佛像塑造极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80]。画像方面，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恺之作品造诣极深，相传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关于他在瓦官寺作维摩壁画，据说“画讫，光彩耀目数日”[81][82][83]。此外，晋明帝、戴逵也善画佛像[84]，瓦官寺大殿外即有戴作的文殊壁画[85]。此外，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佛教音乐和文学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昙籥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86]。

唐朝制释迦牟尼坐像

隋朝

北周隋国公杨坚于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并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87]，使佛教再度兴盛于世，也使社会得到安定。文帝在治国上，采用并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辅治国的政策，调和三教的关系。

炀帝杨广在位时，朝廷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炀帝本人也是佛教菩萨戒弟子[88]。其在位时，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修治和铸刻佛像很多，同时，也对佛教严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唐朝

佛教于隋唐之际，高僧辈出。佛法经过六百年之弘扬，由印度西域高僧之传授，各种佛经之翻译，高僧大德之注疏论著，三藏十二部的基本内容已经完备，人们依据修学之环境亦完全成熟。两汉南北朝时期，或因经典理解不深，或不圆融，各地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到了隋唐时代，因理解渐精，融会贯通，各领一门，或禅或净或律，演为宗派，竞相开发。[89]。

唐朝虽以道教为国教，但佛教亦受到推崇，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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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

唐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位大德以统摄僧尼[91]。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92]。他还在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93][94]。武则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95]。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96]；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97]，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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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

盛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汉传佛教宗派的建立[99]。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的北宗和南宗，在中唐惠能一脈獨霸之後，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临济、曹洞、沩仰、雲門、法眼五派[100]；賢首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101][102]。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盛唐中国的影响，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玄宗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予灌顶，因之密宗兴盛一时。唐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唐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唐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103]。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為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書籍，现藏于大英图书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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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晚唐时期

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105]、道教盛行[106]的原因，唐朝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107]。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108]。

至晚唐之後，十大宗派名存實亡，三論宗、唯識宗、成實宗、俱舍宗、密宗等各宗都被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所融摄[109][110][111][112][113][114]。例如《大悲》、《尊胜》、《准提》、《秽迹》等的唐密密法为大众知悉，详细仪轨在等出家众中隐密传承下来[113][114]。

唐朝宗派之中，禪宗發展最盛。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間，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極一時，後只剩臨濟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禪師的看話禪與宏智正覺禪師的默照禪是南宋時最主要的兩個流派，其中又以看話禪的影響最大[115]。

公元868年制、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出土的《金刚经》，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凝重，墨色匀称，文字清晰，雕刻技术已达到了高度熟练的程度，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书籍之一。后由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从王圆箓处购得，上面标明“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16]。此外，位于今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现成为一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工程浩大，耗时九十年完成[117]。

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时局分裂及战乱纠纷。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区域佛教文化兴盛；北方则战乱频繁，佛教遭到严重限制和破坏。周顯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廢佛，廢天下佛寺，融毀天下佛像，鑄行銅錢“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一宗”[118][119]。

南方吴越国佛教发展兴盛，统治者錢鏐、钱弘俶十分崇尚佛教[120]，大建寺院刻印佛经，阿育王寺，湖州天宁寺所藏《宝箧印经》、杭州雷峰塔的金铜十六罗汉像即是该时期作品[121]。后晋时任瓜州节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于开运四年（947年）组织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发[122][123]。

宋、辽、西夏、金

宋朝木雕彩绘水月观音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北宋时期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國後，馬上廢止後周世宗毀佛詔令，讓佛教復興[124]，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隨著僧侶人數眾多，又修訂了出家的考試制度。開寶四年，下詔張從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後世稱為《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以後官方私人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版本。後來，更雕造了《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時，興建太平興國寺，設立譯經院，復興了官刻譯經活動。宋代理學非常盛行，雖然理學受到禪宗影響，但也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時有排佛論調，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天台宗得到高麗傳回佛教典籍而弘揚一時，雖然教義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禮懺、念佛等方法輔助，所以能夠在各地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夠藉助禪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的風氣。當中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最有影響力，後者被稱為「賢首中興」[125]。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於律學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師兼講授戒法，促使律學中興[126][127]。禅宗则继续发扬。諸派宗師多推行教學，讓佛學普及於民間[128]。

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129]。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130]。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131][132]。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133][130]。宋徽宗時期，因為他篤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壞，燒經毀像，並將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外，其餘則多被湮滅。[134]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儒家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而实际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有名句：“帘外无风，花影频移动。”被金圣叹评曰深于佛事。[135]），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136]。

開封佑國寺的鐵塔
六和塔，位於杭州，高60米，於公元1156年重建，於1165年完工
辟支塔，位於山東濟南市長清縣泰山西北麓的靈巖寺內，高54米，建於公元1063年

南宋时期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137]。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138]。

辽朝

佛宮寺釋迦塔（应县木塔），位於山西應縣，建於1056年

佛教在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发展强盛。辽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传佛教[139][140]；辽太宗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对佛教特加保护。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为现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辽代寺庙[141]；北京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修建[142]。辽代最受推崇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再次为净土宗以及律宗、唯识宗、俱舍宗等，而民间则流行信仰祈愿往生彌陀或弥勒净土[143]。

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体现出來，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144]。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145]。

西夏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君王大多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李元昊曾于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李谅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其余各寺亦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佛寺）[146][147]。此外，该朝代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148]。

金朝

遼金時期跋陀羅尊者三彩像
趙城金藏的卷首插圖

女真族在建立金朝之前以前已有佛教信仰，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其所受佛教影响亦深，禅宗盛行，净土宗与华严宗也比较流行[149]。金朝建立后，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150]，每年设会、饭僧，后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金代帝王对佛教都采取了有节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兴盛。

金朝在经书刊刻上有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151]，于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余三者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152]。《金藏》是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的稀世孤本，为无价之宝[153]。

元朝

蒙元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传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154][155][156][157]。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勅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158]。

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即1576年

明朝

至明代，禪淨雙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蓮池祩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159]，雖然將禪宗的修行方法引入淨土宗，以禪宗的心態修行淨土，但是仍然是以淨土為依歸，與禪宗特重智慧開悟的風格已截然不同。淨土宗在佛門及民間成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設善世院，命令慧曇（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國佛教[160]。在他的職位之下又設置了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宗教職位，以實施對佛教教團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國寺院分為「禪」、「講」、「教」三大類，要求寺院僧眾專注於其專業，並且設定各類僧侶的服色，限制寺田的買賣。當中「禪」是指禪宗。「講」指華嚴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則是指以前的律寺，從事瑜伽顯密法事儀式。

道衍（1335—1418）曾協助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明成祖即位後，獎賞道衍冠帶而朝，退仍緇衣。此後，成祖開始偏袒佛教，並且為《法華經》作序，頌揚佛教功績；又親自編寫《神僧傳》。他對藏傳佛教非常重視。1403年，邀請哈立麻到京師，頒發「大寶法王」稱號，又給西藏宗喀巴之弟子釋迦也失「大慈法王」稱號，並且擔任國師。永樂年間，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十八灌頂國師。

朱元璋與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於政治經濟的考慮而往往搖擺不定。明初葉，曾廢除僧侶免丁錢，度牒免費發給[161]；但嚴加管制剃度方面，規定了發牒的數量與時間，出家的年齡和考試的準則。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為了籌募經費而開始販賣度牒，直到明末，導致僧尼劇增，寺院林立。根據《大明會典》的統計，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數達到10萬，二十二年則已經倍增。從總體上來看，雖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禪宗和淨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發展則甚少[162]。

清朝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满清對於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繼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設立了僧錄司，所有宗教官員都經禮部考試輪選，最後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和明代無異。[163]清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內外私下建造或拆毀寺廟與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許官員發出度牒。後來更針對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為私度僧尼人數太多，累計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多達34萬餘張，而無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給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時，全國僧尼大約高達80萬人。[164]

清朝官方最初接觸到的是藏傳佛教，並且受到清太祖的禮遇[165]。當時西藏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關係，並受冊封[166]。清朝非常重視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為此設立駐藏大臣，並且制定了《欽定章程》共二十九條，讓所有西藏寺廟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167]。

汉传佛教方面，清世祖愛好參禪，曾召海會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等入宮內說法[168]。清世宗曾自號「圓明居士」[169][170]，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御選語錄》共十九卷，更從章嘉國師學習禪學。章嘉國師就是負責把《藏文大藏經》全部翻譯成滿文[171]。從整體來說，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繼承着明朝，當中以禪宗為最流行。[172]

翻譯佛經方面，側重於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173]。譬如北京黃寺一世土觀受詔把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譯為滿文。工布查布等人則根據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極樂願文》、《釋迦佛贊》等等。除了翻譯佛經外，刻經事業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於嘉興楞嚴寺，譬如《續藏經》、《又續藏經》。根據《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於北京賢良寺特設藏經館作校閱編稿。四年後編輯成《龍藏》，內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關的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七千餘卷[174]。乾隆年間刻刊了《蒙文大藏經》、《滿文藏經》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後，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於經典的校刻與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鄭學川曾先後在揚州、蘇州、常熟、杭州等地設立刻經處，發刊的佛經接近三千卷。民间则更为流传，在许多民间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

北京广化寺佛教盛会

1911年以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晚清至民國肇建之際，鑑於佛教之衰微，先有楊仁山居士創建金陵刻經處，精印佛典，大量流通[175]。許多在中國失傳的佛教典籍，又陸續由日韓傳回中國，原先失傳的許多宗派，開始又復活了起來。金陵刻經處同時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國的兩大教育重鎮——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與太虛大師的武昌佛學院，都是起源於金陵印經處[176]。

民国初年，佛教大德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等繼續大力倡导与推动[177]。欧阳竟无等自日本请回大量唐代的法相宗文献，而复兴与发扬了法相宗。太虚大师力倡佛教的现代化运动，有改革佛教的思想与举措。对内整合佛教的现代思维：主八宗并弘外，将汉传佛教分为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三大系。对外则有现代的取经运动：派遣学僧分赴锡兰、印度、西藏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178]。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赵朴初等佛教大德相继涌现，促成汉传佛教复兴[179]。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国共内战开始，因为战争及中共不允许宣扬佛教等因素，許多中国大陆僧人陸續前往台灣定居。此时，漢傳大乘佛教在台灣以不同於往日漳泉式观音神化的形象，正式積極耕耘。经几十年的宣教，漢傳佛教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台湾流行[180]。加上经济发达、政治松绑等因素，台灣原本釋道混一的民間信仰，逐漸被漢傳佛教取代。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从未出现的佛经谒语也大量出现于各种场合。太虚法师、印顺导师、证严法师、聖嚴法師等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使佛教更走入在家众，也更贴近人们的需求[181]。法鼓山推動的"心靈環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與"人間淨土"，更蔚為風氣，將佛教核心思潮帶到生活哲學之間。

文革时期，受破四旧影响，汉传佛教寺庙及僧侣管理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务院组织进行修复和保护工作，设立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佛教寺庙与建筑。同时，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绝大多数为中国大陆境内汉传佛教重要佛教寺庙，共142座，以进行保护管理工作[182]。

21世纪，汉传佛教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2003年，臺灣佛教的信徒约有548.6万人，占全臺灣2300万人口的23.9%[183]，其中以净土宗、禅宗及无所属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团体来看，则以法鼓山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台山、佛光山、靈鷲山無生道場以及慈濟基金會等五团体的影响力最大，也被人视作台湾佛教五座山[184]。2006年，慈濟基金會創辦人釋證嚴宣布「慈濟宗」立宗，以「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 」為宗旨。法鼓山聖嚴法師，則於同一時期，推動「漢傳禪佛教－中華禪法鼓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海峡两岸组织大型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定期举办的世界性的佛教对话交流论坛，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中国杭州市和舟山市举行。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9年在无锡灵山和台北举行[185]。2009年5月，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舍利安奉大典陕西法门寺举行[186]，这是自唐朝后中国最大规模的佛祖舍利安奉大典[187]。

中国以外的汉传佛教

飛鳥寺內建於609年的釋迦牟尼佛像
飛鳥時代7世紀的寶冠半跏思惟彌勒菩薩像，現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飛鳥時代的奈良法隆寺的五重塔，高32.45米
高德院內建於公元1252年的阿彌陀佛青銅像

華人地區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佛教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滿者伯夷統治馬來半島與婆羅洲部分地區（今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至美里與汶萊達魯薩蘭國）時期，而早年佛教傳入馬來西亞時主要是以上座部佛教為主。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隨著清末民初的戰亂因此也導致了閩粵瓊三省的中國人陸陸續續下南洋謀生。而在華人下南洋後為了延續其宗教信仰，因此亦在當地建立起寺院。而其中也將漢傳佛教延續至當地至今，因此在馬來西亞也可見到漢傳佛教的寺院。

日本

《日本书纪》記载佛教传至日本始于西元538年（或說552年）飞鸟时代钦明天皇，有百济圣明王始赠予释迦佛的金铜像与経论。[188]

唐朝时期，日本高僧空海赴长安学习佛法，曾寄居大相国寺。回日后，他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道昭、智达、智通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从智周受学，归日本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中国又先有道璇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唯识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日莲宗为此宗分出。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在唐朝以后，日本佛教颇具规模。

宋神宗时，日僧成寻曾率第子前来巡拜。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汉传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189]。

日本佛教自唐代传入，为纯正汉传佛教。日本佛教的宗派，除了日蓮正宗和淨土真宗之外，都溯源自漢傳佛教。[190]此后日本佛教受欧美学术的影响，走入现代的佛学研究领域。直接透过巴利文、梵文、藏文等原典之研究风气来研究佛学，是以语言学、文献学等为主的研究。或以比较宗教学之立场重新评估佛教。[191]日本所編的《大正藏》是學術界引用汉传佛教文獻的標準來源。[192]

现代日本的佛教，是现代学术化的佛教。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哲学科，以资佛学研究，同时在各宗派中，都设有佛教大学或佛教专科学校，作为佛学的研究机关。[193]

高麗時期的敬天寺十層石塔，高13米現藏於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佛教是在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当时朝鲜半岛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公元372年，中国姚秦苻坚派遣使节以及沙门顺道法师赠送佛像和佛经给高句丽；384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自中国东晋赴百济传教；此后不久，新罗则从高句丽接受了佛教。

唐朝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时期，新罗法融法师带领弟子理应及纯英入华，在玄朗大师门下参学，从而与唐朝天台宗的中兴祖师荆溪湛然尊者为同门。以后他们三人回国弘扬了天台教观。唐代末年，由于“会昌法难”，天台宗的经典章疏大量毁失。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弘心仪佛教，在天台宗名僧义寂的建议下特派使者至朝鲜、日本访求已经散佚的天台教典。公元961年，高丽国王遣僧谛观入华，他将若干论疏和著述送至螺溪义寂尊者处，并留在义寂身边研习，后示寂于天台山，著有著名的《天台四教仪》传世。谛观的携天台教典入华，对于天台宗在宋代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随着天台教义在高丽的传播，至高丽的大觉国师义天时始创立天台宗。海东佛教包括天台宗在高丽王朝统治中达到鼎盛。而在李氏朝鲜的抑佛政策下，天台宗被并入禅宗。此后天台宗被泛佛教的浪潮吸收，仅在民间深层中绵延不绝。[194]

13世紀高麗王朝高宗時再次雕刻的《高麗大藏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在汉传佛教各版大藏經中以內容準確無誤聞名，日本後來修訂《大正藏》就以它作為底本。[195]

当今，韩国和中国的佛教交流十分频繁[196]。

位於越南芽莊市的大佛

越南

越南地處中國南部，因為當地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入，也是北傳佛教國家之一。從1世紀到9世紀，越南東京是屬於中國領土（即東漢至西晉時期的交阯郡）。自從公元2世紀，儒學與大乘佛教開始傳入，然後慢慢非常流行。[197][198]在李朝，朝廷把佛教定為國教，各代國王都推崇佛教，甚至出家為僧，導致大量僧人湧現，處處皆寺的局面。由於確立了僧團制度，在各地都有专门負責教門公事的机构。[198]

漢譯三藏

佛教發源於印度，漢譯經典既有梵文與西域諸文的原典, 亦有（南傳佛教）巴利文原典。然而從研究佛教歷史而言，漢譯三藏有獨特的價值。從經藏說，汉譯阿含經中的《雜阿含經》與《中阿含經》，屬於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屬法藏部，《增一阿含經》屬於大眾部，與巴利文尼柯耶五部僅屬分別說部一部不同。從律藏說，汉譯的毗奈耶包括了大眾部、分別說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赤銅鍱部）、說一切有部、犢子部的戒本，而南傳與藏傳戒本僅屬一部。從論藏說，部派的論，汉譯保存了說一切有部的《發智論》、六足論與《大毗婆沙論》，藏傳只有六足論中的《施設足論》。此外《成實論》也是漢譯獨有。大乘的論中，中觀派的《大智度論》與唯識派的《成唯識論》是漢譯獨有。[199][200]

漢譯的種種異譯，修藏經時保持它的不同面目，不像藏傳的不斷修正，使順於後起的。所以研究漢譯經典，可以明了經典隨時代不斷變化的過程。[199]漢譯三藏中，《高麗大藏經》與《大正藏》已經完全數位化，以光碟普遍流通。[201]

由於印度的語言與文化與漢文化圈非常不同，佛經漢譯非常有挑戰性。漢譯佛經的風格大致可以分成三種：[202]

  1. 初期的安世高、支婁迦讖幾乎不懂漢文，由合作的漢人翻成漢文口語。
  2. 鳩摩羅什的翻譯文白夾雜，易懂且有文采，此種風格廣受歡迎。
  3. 玄奘法師是少數通曉梵文與文言的譯經人才，學術界認為他的翻譯精確而最忠於原文，但其多數譯經，語法與風格更接近梵文而不像漢文，沒有廣為流傳。

宗派

汉传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漢地，初期主要是引進並翻譯佛經。隨着佛教在漢地的不斷傳播和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諸多帝王大多崇信佛教，翻譯了大量佛經，佛教徒和佛教學者的數量也空前增長；另一方面，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影響，做出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改變。因此漢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思想和理論，漢地佛教宗派形成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隋唐時期是漢傳佛教的鼎盛時期，各大宗派都已成立，發展頗具規模。但是由於佛教發展過程中本身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以及三武一宗滅佛造成的四次法難，大量佛經典籍被毀，諸多宗派被嚴重削弱，無法重現昔日輝煌。但是只有禪宗和淨土宗因為不立文字，學術性不強，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反而在法難之後更加繁榮，直到今天。其中禪宗是汉传佛教的特色，而淨土則是汉传與藏传都有的大乘法門。[203]

中國佛教歷史上可以細分為十三宗[204][205]，經過合併後主要有八個大乘宗派和兩個聲聞宗派。十大宗派的說法，始於清末楊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八宗綱要鈔》，補入禪宗、淨土二宗成為十宗。后又有人认为應有十一家。[206]其中大乘的八個宗派流傳較廣，影響較大。中國佛教中的聲聞宗派并非來自南传佛教，而是与大乘共同来自于西域。

漢傳佛教十宗

聲聞
大乘

隋朝

  • 天台宗 - 最早一個完全由中國佛教論師所創立的本土性宗派。因智顗大師在天台山創立，故稱天台宗。以《法華經》為根本依據，又被稱為法華宗。
  • 三論宗 - 大成於吉藏大師，奠基于南北朝僧肇、興皇朗、僧朗、茅山明法師。因以《中論》、《十二門論》與《百論》为根本依據，故稱三論宗。吉藏大師後，此派被天台宗、禪宗所融攝，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唐朝

十宗祖師

作於清朝的《百丈清規證義記》以禪宗、律宗、懺摩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法性宗、密宗、翻譯宗、淨土宗為十宗，各宗祖師為：

韓國慶祝佛誕的活動

佛事活动

汉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

佛陀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汉传佛教的觀音是特別照顧婦女的慈悲女神，與藏傳佛教將統治者視為觀音的化身不同。[207]

僧伽制度

出家

佛教徒为求解脱而出家修行。这种制度原非佛教所创始，古印度各個宗教的行者早有此风尚[208]。佛教徒出家，先要剃发，这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209][210]。一般出家人不留胡须，但汉传佛教出家僧人剃后仍有复留者[211]。

姓氏

汉传佛教中，出家僧侣都姓“释”，这与其他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不同。佛教传入中原时，出家的僧侣仍有俗姓，或依其皈依师父姓。晋道安法师有鉴于此，乃以释为姓[212]，后人尊崇并成为定式。

受戒

佛教徒分为出家众与在家众。出家众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在家众包括优婆塞（男居士）与优婆夷（女居士）。

佛教徒出家，成为沙弥和沙弥尼，必须受持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以后受具足戒則成為比丘或比丘尼。比丘和比丘尼受持的戒稱為具足戒。中国汉地依循《四分律》，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为348条[213]。中國古代在受具足戒时有在头顶上烧香疤的习惯[214][215]，现废除[216]。藏传佛教依循《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比丘戒为258条。东南亚盛传的南傳佛教比丘戒为227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具足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在南傳、漢傳、藏傳三大佛教傳統中，只有漢傳保存了比丘尼戒的傳承，南傳、藏傳現在沒有比丘尼的傳承。[217][218]

汉传佛教在家众皈依要求受持五戒。出家众与在家众都可選擇受持菩萨戒。

安居与羯磨

安居亦称布萨、夏安居、雨安居。古印度在雨季的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认为此时万物滋生，外出行走，易伤草木小虫，应定居于一处，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间称为安居期[219]。在中国，安居期为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称夏坐或坐夏。安居前一日称结夏，安居终了举行自恣羯磨，称解夏[220]。

羯磨，又称“作业”，意为“会议办事”[221]。僧团按戒律规定，处理僧团或僧侣个人事务时，必须由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僧众集会决定。一般表决方式为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大家不说话，羯磨戒师就说：“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受戒羯磨、布萨羯磨、自恣羯磨以及临时商办某事而举行的羯磨等。

素食制度

《四分律》[222]、《五分律》等声闻律典原仅禁酒、禁食蒜頭，不禁食肉。断肉食是《梵網經·菩薩戒》才有的規定。在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前，漢傳佛教「律中無有斷肉法」[73]，梁武帝萧衍根据《大般涅槃经》、《楞伽经》等教义，从因果轮回的理论上阐明了食肉的过失，提倡所有僧人都应成为菩萨，因此梁武帝發表《斷酒肉文》禁止僧人吃肉，之後漢傳僧人開始遵守《梵網經菩薩戒》不吃肉[76]，从而在汉地“和尚不吃肉”这一印象得以固定下来[223]。中国藏传佛教僧侣沒有嚴格禁止食肉，但大多數僧侶自發素食，除了条件不允許之外，亦不食肉[224]。[225]。中国傣族等上座部佛教僧侣一样，他们托钵乞食或受人供养，不能挑選任何食物，也不排除肉食。未受菩萨戒的汉传佛教居士可以选择是否遵守，一般只吃三净肉[226][227]。

丛林清规

丛林，原称“阿兰若”，意为森林、丛林[228]。印度原用以称僧众住处。佛教建立寺院后，泛指佛寺。清规即僧众日常应遵行的规定。在古印度，佛教原规定“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原也仿效“依律而住”，逐渐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说法、普请（劳动）等的规则[229]。中国最早是东晋道安立下的规范。唐代百丈禅师根据禅宗僧伽发展的需要，制定《百丈清规》，其中规定僧侣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农禅的生活。元朝頒行的《敕修百丈清规》，为時人德辉禅师参照唐宋诸家清规，依托百丈禅师之名修订的[230]。

寺院管理制度

古印度佛教僧团中，僧侶並無官職之制；印度僧團雖有上座（Sthavira）統領眾僧，及負責敲鳴犍稚、監督進食等事之維那、護寺（Vihāra-pāla）等職，但教權自治，如僧尼觸犯戒律，多由僧團自行裁決處分[231]。古代中國僧尼則多受政府控管，故有僧官之設[232]。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唐以前僧职有上座（全寺之长）[233]、寺主（Navakarmika，堂宇營造、掌管僧務）[234][235]、维那（Vihāra-pāla，掌管僧眾雜事）[236][237]，称为“三纲”[238][239]。唐以后禅宗寺院职位繁多，主管一寺的称住持，亦称方丈、堂头和尚[240]。下设执事僧，一般有西序头首和东序知事[241]。西序有前堂首座[242]和后堂首座（统领全寺僧众）[243]、书记（执掌文书）、知藏（掌佛教经籍）、知客（负责接待外来宾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灯）[244]等。东序有都监事（总管寺务）、维那（领众熏修，执掌僧众威仪进退纲纪）[245]、副寺（掌管财务、总务）、典座（管理饮食、住宿等）[246]、直岁（管理寺内劳务）[247]等。

参考文献

引用

书刊

书籍
期刊

外部連結

参见

汉字文化圈各地佛教
取自“https:https://www.search.com.vn/wiki/index.php?lang=zh&q=汉传佛教&oldid=823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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