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

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寅時。他的父親明光宗朱常洛雖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被立為太子，但光宗父親明神宗其實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為太子，是因為群臣國本之爭，才勉強保住了朱常洛儲君的寶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歡心。朱由檢母亲刘氏則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歡心。祖父討厭父親，父親討厭母親，所以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朱由檢母親劉氏得罪，被父親朱常洛下令杖杀，之後將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及至朱由检长大，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當時已繼位為帝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封为信王，刘氏追封为贤妃。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明廷选周氏为信王妃。十一月，朱由檢出居信邸。次年二月初三，与周氏正式完婚。朱由檢因為為人聰敏，目不旁視，不苟言笑，又曾經為了補貼邊境軍需又辭去自己贍田的地租銀兩^[10]，故而朱由檢在做信王時便有很好的名聲^[11]。朱由檢還是信王時就遭到魏忠賢猜疑，故而時常深居信王府邸不出，稱病不朝^[12]。

天啟七年（1627年），年僅廿二歲的明熹宗朱由校駕崩，由於朱由校三名兒子皆早夭，朱由檢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弟弟繼承皇位。當時朱由檢年僅十六歲，是為崇禎帝^[13][14]。最初，魏忠賢曾在熹宗病逝前打算垂簾攝政，但在施鳳來的反對下罷休^[15]。後來魏忠賢又一度打算借助提督忠勇營的太監塗文輔發動政變，但被崔呈秀以「恐外有義兵」勸止^[16][17]。朱由檢在守喪期間極其謹慎，他聽從了兄嫂張皇后的建議，為避免被人下毒毒害，他入宮前偷偷把丈人周奎家中製作的麥餅藏在衣內，不吃皇宮中提供的任何飲食^[18][19][20]。直至朱由檢即位後，閹黨和朝野官員大多知魏忠賢敗像已現，都纷纷開始試探崇禎帝的態度，魏忠賢也惶惶自懼而請辭任職務，崇禎帝雖心厭忠賢而不動聲色，對其請辭溫旨不允^[21]。後來陸續有大臣楊維垣彈劾閹黨骨幹成員崔呈秀，崇禎帝得以借機逐步削弱魏忠賢的權力^[22][23]。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陸續有朝中官員和嘉興貢生錢嘉徵彈劾魏忠賢十大罪，崇祯帝隨後便把魏忠贤贬至凤阳^[24]。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勢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25][26]。此后崇禎帝又誅殺客氏，逼崔呈秀自盡，並平反冤獄追恤了許多在天啓年間被太監魏忠賢逼害致死的東林黨官員^[27]。与此同时，崇祯帝又召回了先朝大學士韓爌擔任內閣首輔^[28]，并提拔了李標、錢龍錫等進入內閣^[29][30]，又任用了劉宗周、王洽、曹于汴、何如寵、喬允升等有東林黨背景的官員擔任朝廷主要職位，崇祯帝也起用了袁崇焕掛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託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31][32][33]。

閹黨成員也在東林內閣主持下開始被搜捕，韓爌和東林內閣本來無意「廣搜樹怨」，因而只提供了四五十人搜捕名單，但崇禎帝認為人數太少而不高興，兩方數來數回，崇禎帝後來下令把逆案罪分六等（贊導、擁戴、頌美、祠頌、諂附等），并把諂附魏忠賢的內侍太監也一并追究，最終「欽定逆案」中名列了二百六十二人^[34][35]。閹黨主要成員如崔呈秀、顧秉謙、田爾耕、太監李永貞等後來也被陸續籍沒家產，以助邊餉^{[36][37][38][39][40][41][42][43]}。

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44]，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天災以外，天啟末年以來朝廷在魏忠賢亂政下出現了「兵窮、餉窮、民窮、財窮」的困境^[45]，不但財政虧空巨大^{[46][47][48][49]}，而且地方也廣泛出現「百姓流亡，盜賊充斥」和民變烽起的情況^{[50][51][52][53][54]}。魏忠賢也造成九邊邊鎮拖欠軍餉情況嚴重，各鎮拖延幾個月以至十數個月軍餉的情況比比皆是^{[55][56][57][58][59]}，導致崇祯皇帝剛即位便要面臨寧遠兵變^[60][61]、薊門兵變^[62][63]、錦州軍嘩等爛攤子^[64][65]。

朱由檢為人節儉^[66][67][68]，勤于政务^[69][70]，事必躬亲^[71]，到後來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而遭辅臣批评時，崇禎也會連忙自我檢討，可見是願治之主。為了解決自明熹宗以後「帑藏空虗」和「庫藏如洗」的局面^[72]，崇禎帝聽從輔臣劉鴻訓建議^[73][74]，任用了畢自嚴擔任戶部尚書^[75][76]，推動「核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等工作，并修改了《賦役全書》和成功增加商稅以增加財源^[77]，崇禎初年的財政情況因而稍有好轉。接著又在東林黨人瞿式耜推薦下^[78]，起用李邦華為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成功「汰京軍虛冒者四千五十餘人」與老弱千人，原來京營每年開支米一百六十萬石，李邦華節省至一百四十四萬石，成功使得京營「營帑遂裕」、「戎政大釐」^[79]。又有鑑此天啟以來「冒額虛耗」的嚴重情況^[80][81]，督師袁崇煥為減少軍費支出和保證朝廷財政能長期負擔，對薊、遼、登、萊、天津進行了三次裁兵減餉，定總兵數為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每年節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兩^[82]。

崇禎帝早對毛文龍溢額請餉多有不滿^[83][84]，袁崇煥逐為裁兵減餉而在錢龍錫默許下誅殺毛文龍^[85][86]。但不久後，後金便兵分三路從繞道蒙古突破邊關，殺入京畿大肆擄掠人口和財帛錢糧，史稱己巳之變，這不但導致趙率教、滿桂、孫祖壽等明朝名將先後陣亡，更直接蹂躪破壞了北直隸地區的生產和畢自嚴整頓財政的努力^[87]。如僅僅在崇禎二年十月末至十二月末，為應對後金入侵，朝廷短短兩個月間就花費了白銀105萬1984兩^[88]，後續驅逐後金軍隊更是糜費難算^[89]，大大擴大了崇禎年間的財政缺口。京城的百姓和大臣都因突如其來遭受戰禍而埋怨誹謗，指袁崇煥是「縱敵擁兵」，崇禎帝本來就討厭袁崇煥辦事獨斷專行，如今亦在暴怒下被後金的反間計煽動而殺死袁崇煥^[90]，這導致了祖大壽等遼東軍在驚恐之下潰散東走^[91][92]。後續崇禎帝起用了德高望重的舊輔孫承宗招撫遼東軍^[93]，并收復遵、永四城^[94]，史稱遵永大捷。此外，東林內閣和有東林背景的高官也由於在己巳之變中應對不力，故而在崇禎三年後陸續倒台^{[95][96][97][98][99]}，此後崇禎年間內閣主要由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等主政，直至滅亡。

與此同時，已有一批官僚較早期便察覺出崇禎帝諸如急功近利、剛愎自用等毛病，例如劉宗周便進諫說「然(崇禎帝)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日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河南推官湯開遠也進諫說「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100]。此外，據韓國史料《李朝實錄》記載，儘管崇禎帝在剷除魏忠賢後，其名聲已揚於中外^[101]，人人都認為皇帝聖明將可以中興國家，但事實上其手下宮宦、官員仍然貪風難止^[102]，而且崇禎帝為人剛愎苛察^[103]，故頗為朝鮮君臣所詬病。

崇禎元年時，陝西就曾因為朝廷加派稅收而「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到明年，諸賊又繼續恣掠關中^[104]，固原也出現逃兵劫掠涇陽^[105]。崇祯二年五月，為了減少財政開支，崇禎帝在給事中劉懋建議下，不顧韓爌、畢自嚴等人反對大力裁減陝北驛站^[106][107]，驛站兵士李自成因而失业，也造成大量驛卒從賊，後來陝西流賊更加蜂起。另外，因為朝廷長期注重遼事而不在乎陝西，故而薩爾滸之戰的潰兵長期不得朝廷招撫而流亡到陝西延綏，這逼使他們後來大部份落草為寇，成為明朝的一大強敵^[108]。到崇祯三年（1630年），陝西又出現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109]。崇禎四年時，崇禎帝雖派吳甡以十萬兩賑濟災民^[110]，但無疑杯水車薪，賊黨解散後又重新聚集起來，所過「荒亂尤甚，縣中之民，半化為盜，因之饑饉，人心洶洶……城十里外皆是賊巢」^[111]。

崇禎四年十二月，崇禎帝在考選科道官員後，開始設立考核地方在任官員徵輸稅收的制度，地方官員若無法徵收足夠的正稅、加派和金花銀(上供到內庫的銀兩)，就不能參加考選^[112]。這使得戶部尚書畢自嚴後來因鄭友玄一案而被下獄^[113]，而天下官員也自此變得「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114]。湯開遠在崇禎五年時就指出很多能臣如左應選、胡良機、馬思理、吳澧、高倬等，都因為一些小誤小錯就動輒被崇禎帝褫革重罰，使得大量官員灰心不敢任事^[115]。

崇祯六年，全陕繼續出現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溫體仁擔任內閣首輔主政後，更是一意媚上^[116][117]，嚴苛為政^{[118][119][120]}，使得地方官員只能更加严苟地對百姓橫徵暴斂，以免因為徵輸不及而獲罪^[121]。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書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122]，其飢民多從“闖王”李自成。

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123]。左懋第督催漕運時，便在路途中上書說：“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124]保定巡撫徐標被召入京時說：“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125]，崇禎十四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区傳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126]。十室九空^[127]。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災與蝗災并發，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流賊興起，遊民更是加入陣營，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崇祯帝先用楊鶴，撫恤變民；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討伐流賊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流賊闖王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此时北方滿人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於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餉」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況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崇祯帝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清修明史说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世傳皇太極施反間計，捕捉兩名明宮太監，然後故意讓兩人以為聽見滿清將軍之間的耳語，謂袁崇煥與滿人有密約，皇太極再放其中一名太監回京。崇祯帝中計，以為袁崇煥謀反。這種講法終明之世並無所本，僅流行於乾隆之後。一些學者傾向於相信崇祯帝殺袁崇煥，並非是皇太極的反間計得逞。由於袁崇煥是囚禁半年後才被處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時激憤誤殺。事實上，崇祯帝生性多疑，所以僅擅殺毛文龍一事，便足以使崇祯帝心存忌憚。再者毛文龍舊部大都誤認為是皇帝要殺毛文龍，於是把怨恨轉移到皇帝身上，大舉譁變，造成日後一連串悲劇事件的發生，終於致使前線態勢一發不可收拾。袁崇煥不能不為此負責。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祯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想以重典治世，總督中被誅者七人，巡撫被戮者十一人，連擁有崇高地位的內閣首辅也不能幸免，被殺二人，而其他各級文官武將更是多不勝數，不能詳列。崇祯帝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祯帝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盧象昇立即告訴皇帝說：「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帝只能辯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128]，盧象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129]。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商議計劃，後來陳新甲因失陷城寨之事被崇祯處死^[130]，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对和不情願負責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事後崇禎帝指責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131]後來，崇禎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華復議南遷的計劃，並要大學士陳演擔當責任，陳演不情願，於是在不久後被罷職^[132]。第二次南遷計劃失敗後，崇禎讓駙馬鞏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師，並以“聖駕南巡，征兵親討」為由出京，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變成農民军發泄怒火的替死鬼^[133]，故依然不讓崇禎離京^[134]。

至此，流寇叛變已经十多年，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阵亡将士、罹难难民和殉國的各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功德法會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135]。

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八日，李自成軍攻陷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死之^[136]。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大同巡撫衛景瑗與總兵朱三樂等殉國，北京危急^[137]。初四日，崇禎任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三桂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宣府巡撫朱之馮殉國^[138]。十三日，居庸關失守，總兵唐通、司禮太監杜之秩等迎降^[139]。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圍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軍以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諸門，守軍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開彰儀門^[140]（一說十八日，賊攻廣寧門急，群回倡亂開門，外城遂陷。次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141]一說是十九日王相堯開宣武門，另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於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於城門下^[142]），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勳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未死）、長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143][144][145]}

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說：“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後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時，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其遺詔：

三月二十一日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將崇祯帝與周皇后的屍棺移出宮禁，在東華門示眾，也允許投降的諸臣前往送葬，只是人數不多，“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只有主事劉養貞極其悲痛^[122]，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146]。

崇祯帝死後，自杀官員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前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武庫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鉉、左諭德马世奇、檢討汪偉、右庶子周鳳翔、太僕寺丞申佳胤、吏部員外郎許直、戶部員外郎寧承烈、光禄寺署丞于腾雲、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纯德、經歷張應選，順天府知事陈貞達等、外戚如驸马都尉巩永固、新樂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自殺，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147]。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趙一桂等人將崇禎與皇后葬入昌平縣田貴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禮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順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攝政多爾袞以李明睿為禮部侍郎，負責大行皇帝的諡號祭葬事宜，李擬上先帝諡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端皇帝，廟號懷宗^[148][149]，并建議改葬梓宮。後因崇祯帝梓宮已入葬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的園寢，便不再遷葬，改田貴妃園寢為思陵。^[150][151]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以“興朝諡前代之君，禮不稱宗”為由，去懷宗廟號，改諡莊烈愍皇帝^{[152][148][149]}，因而清代史書多簡稱為莊烈帝或明愍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順天府部雜錄十一》、《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三十七》、《讀禮通考·卷九十三》三書均引《肅松錄》和《北游紀方》，稱思陵神牌題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紀方》稱思陵神主題為“大明懷宗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又引《肅松錄》稱思陵立有“莊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詩綜·卷一》則稱神牌是由順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書的“莊烈愍皇帝”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為“端”，並仍題廟號“懷宗”二字，可見康熙年間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順治年間兩次加諡崇禎帝的廟諡號混雜而成。《崇禎長編·卷一》作“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當是清廷所給諡號在傳抄中產生了訛誤。

南明安宗之大臣張慎言初議崇禎帝之廟諡號為“烈宗敏皇帝”，高弘图拟庙号“思宗”，顧錫疇議廟號“乾宗”^[153]。赵之龙上疏弹劾高弘图议庙号之失，称“思为下谥”。顧錫疇又拟庙号正宗，但未被採用。最終在崇禎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號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

弘光元年李清上疏请改思宗庙号，多次上疏皆被駁回。管紹寧擬“敬宗”和“毅宗”兩號備選^[154]，同時又有人上疏請求改為“烈宗正皇帝”^[142]。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廟號毅宗^[155]，谥号未改。唐王监国，改思宗為威宗^[156]。

• 盧象昇
• 孫傳庭
• 吳三桂
• 丁启睿
• 袁崇煥
• 洪承畴
• 左良玉
• 高杰
• 刘泽清
• 秦良玉
• 官重光
• 曹文詔

• 魏忠賢：司禮監秉筆太監，權宦，人稱九千歲，在崇禎早年伏誅。
• 張彝憲：司禮太監。驕縱頗受寵信。
• 劉元斌：崇禎時，任監軍太監。在南陽之戰大敗後率軍先逃，縱軍大掠，後被彈劾而伏誅^[157]。
• 高起潛：在內侍中，以知兵稱。崇禎末年任關、薊、寧遠監軍太監，後來在棄關遁走，在江南投降大清^[158]。
• 杜勳，崇禎末年任宣府監軍太監，後來暗通李自成，曾勸崇禎帝遜位投降^[159]。
• 申芝秀：崇禎時，為守陵太監，後來在昌平投降李自成，曾勸崇禎帝遜位投降^[160]。
• 杜之秩：崇禎末年任居庸關監軍，後來隨唐通向李自成投降，并為李自成軍隊引導搜索崇禎帝^[161]。
• 王德化：崇禎時，為司禮太監，後來開德勝門迎降李自成^[162]。
• 王相堯：崇禎末年任守門太監，開宣武門向李自成投降^[163]。
• 方正化：崇禎時，為司禮太監。崇禎末年任真定、保定監軍太監，城陷時，雖擊殺數十人，仍遭砍殺身亡。
• 王承恩：曹化淳名下，累官司禮監秉筆太監。隨崇禎皇帝自縊其下。
• 王之心：崇禎末年舊東廠提督、司禮監掌印太監，後居家閒住^[164]。崇禎帝以其家最富，請求他捐銀助餉，但之心以家貧僅輸一萬兩。後來一說被李自成拷夹錢財而死^[165][166]，一說在家缢死殉國^[167]。
• 王永祚：崇禎朝宦官。崇禎末年時獻銀一百萬於李自成賄脫免死^[168]。
• 曹化淳：崇禎朝宦官。一說崇禎末年開彰義門向李自成投降^[169]，一說崇禎末年時已告老還鄉不在北京。
• 栗宗周：崇禎朝宦官。崇禎末年時，負責照料太子與諸王出逃。但城破後他把太子等獻給李自成^[170]，并獻銀三萬兩免死賄脫^[171]。

崇祯皇帝和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不同，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崇祯通过勤政，力圖挽救明朝祖輩皇帝的過失。崇禎帝即位的时候，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崇禎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月^[172]，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月之久^[173]，加上崇禎帝個人才幹不高，在內外交困之下最終無力回天，明朝灭亡。

推翻明朝的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闇，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去除太监魏忠賢時，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将军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明史》說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174]

• 张岱认为「思宗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然而，他「惟务节省」，以至「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衣」；又「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至「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及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175]

• 《明史》評價崇禎帝：「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 順治帝評價崇禎帝：「本朝入关定鼎，首为崇祯帝、后发丧，营建幽宫，为万古未闻之义举。」1657年，顺治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于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谒崇祯陵的时候，顺治大呼说：「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176]。」顺治对崇祯的书法更是高度赞赏。史书记载，僧弘觉向顺治索字，顺治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乃佳耳。」说完叫人一并拿来八九十幅崇祯的字，一一展示，“上容惨戚，默然不语”。看完了，顺治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又说：「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帝。」顺治的话，连弘觉都给感动了：「先帝何修得我皇为异世知己哉！」顺治写给崇祯的碑文是：「庄烈悯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177]」

• 談遷《國榷》稱：“先帝（崇禎）之患，在於好名而不根于實，名愛民而適痡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于始，愎于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貽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與桀、紂、秦、隋、平、獻、恭、昭並日而語也，可勝痛哉！”

• 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崇祯帝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崇祯帝“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崇祯帝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 鎖綠山人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帝，“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

• 南明大臣則把崇禎帝抬舉到千古聖主的地步，如禮部侍郎余煜在議改崇禎帝廟號時說：“先帝（崇禎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178]

• 康熙帝認為崇禎帝的複雜性格與其成長環境有關：“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秋，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179]

1. 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周氏，1644年明亡之際依崇禎帝之命，在坤寧宮自盡而死。清順治帝諡周皇后為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天配聖端皇后，與崇禎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即明十三陵的思陵。順治十六年十一月，改諡周皇后為莊烈愍皇后，而弘光帝則追諡為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
2. 皇貴妃田氏，1642年病死。諡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葬昌平天寿山思陵。
3. 貴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國之際，依崇禎帝命自縊卻未死，清朝入關後因其為崇禎帝最後的遺孀，得到清廷之哀憐與尊重，並由清廷贍養其終身。
4. 順妃王氏，原為選侍。
5. 沈妃^[180]
6. 王妃（第一）^[180]
7. 王妃（第二）^[180]
8. 劉妃^[180]
9. 方妃^[180]
10. 尤妃^[180]
11. 范選侍，拜田貴妃為師學琴^[181]。
12. 薛選侍，拜田貴妃為師學琴^[181]。
13. 養豔姬，原為宮中樂女，明亡後出家為道姑^[182][183]。
14. 藺婉玉，太監藺卿之姪女，原為宮中樂女，明亡後出家為道姑^[182][183]。

1. 熹宗朱由校
2. 简怀王朱由㰒
3. 齐思王朱由楫
4. 怀惠王朱由模
5. 湘怀王朱由栩
6. 惠昭王朱由橏

1. 獻愍太子朱慈烺，母孝节烈皇后周氏，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初四日生，在李自成敗退時不知所終。
2. 懷隱王朱慈烜，母孝节烈皇后周氏，崇禎二年十二月初三生，不久薨，崇禎三年二月初二日命禮部定諡號追封，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葬於翠微山之原^[184]。
3. 定哀王朱慈炯，母孝节烈皇后周氏，1644年不知所終。
4. 永悼王朱慈炤，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1644年不知所終。
5. 悼靈王朱慈煥（1633年－1637年），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崇禎帝第五子。民間所謂「朱三太子」，則是將朱慈煥誤當是朱慈炯，傳言他活著，故清兵入關之後，許多人假借他的名義起事，意圖反清復明，造成清政府的統治難題。
6. 悼懷王朱慈燦，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崇禎十年生，崇禎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卒，追封悼懷王，同年九月十六日葬翠微山之原^[185]。
7. 悼良王，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三歲殤^[186]。

1. 坤仪公主（名不詳）（？－？），母莊烈愍皇后周氏，早夭。
2. 坤兴公主（名不詳）（1630－1646），周皇后所出。公主生母为王顺妃之说法实为1996年台湾作家林佩芬所写的《天问·明末春秋》一书中的杜撰情节，但后来却被多次引用。而公主年纪，“甲申年十六”的说法仅仅存在于《明史·公主傳》，其余史籍均作甲申年十五，并都写明为周皇后所出，與《崇禎長編》記錄公主生於「崇禎三年（1630年），中宮出」相符^[187]。因此明史应是记错了公主年龄，公主实际应为1630年出生。
3. 昭仁公主（名不詳）（1639－1644），1644年被崇祯帝杀死。

餘三女皆早逝，无考。

崇祯帝自經之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曰：“文武百官全都到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朱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诚意伯劉伯溫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188]。

明代冯梦龙撰《燕都日记》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夕，大廈將傾之際，崇祯帝念及魏忠贤昔日的事功，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的遗骸于香山碧云寺（后于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被捣毁）^[189]。但根據「日侍先皇(崇禎帝)左右」的錦衣衞指揮僉事王世德著作《崇禎遺錄》考證，他指出「野史有上(崇禎帝)命收魏忠賢骸骨一事，荒謬不足致辨。」^[190]。時任左諭德的楊士聰也對此說予以反駁，他指出當時曹化淳早就閒住不在京城，崇禎皇帝又如何接受曹化淳面奏? 楊士聰稱這偽說是「一二逢迎時局者」所為^[191]。而且根據明朝宦官劉若愚的《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纪略》，當中記載曹化淳正是被魏忠賢逼害的王安舊屬，因此魏忠賢得勢時間曹化淳也深受逼害，故而曹化淳為魏忠賢說情的可能性較低。

明朝文化三教合一，天子大都篤信佛教和道教，也力圖做儒家的弟子。崇禎年間，受徐光啟和湯若望的影響，皇帝對羅馬天主教有所了解。滿人屢次犯邊，流寇兵事又不寧靜。有人趁機勸說皇帝撤去宮內神像與佛像，改信耶穌。皇帝急于圖治，聞言有所動。後幾年，覺其言非是，又復崇儒（見1939年中華民國論文《崇禎帝之撤像及信仰》）。

• 胡長青《崇禎皇帝》
• 姚雪垠《李自成》

• 你的帝國
• 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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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卷23
2. 明史/卷24

• 明廷：《明實錄》
• 缺崇禎實錄，天啟朝有數年缺失。馮銓初諂事魏忠賢，順治初得入直史館，伺機抽毀相關記錄，以圖湮滅附逆證據。
• 清廷明史馆：《明史》
• 不若萬斯同手定《明史稿》（王鴻緒参与編纂）保留原始資料為多。
• 佚名：《崇禎實錄》、《崇祯长编》
• 文秉：《烈皇小識》
• 劉若愚：《酌中志》
• 秦蘭徵：《崇禎宮詞》
• 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 談遷：《國榷》
• 查繼佐：《罪惟錄》
• 錢海岳：《南明史》
• 顧誠：《南明史》
• 司徒琳：《南明史》
• 樊樹志：《萬暦傳》、《崇禎傳》、《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 孟森：《明史講義》
• 高陽：《清朝的皇帝》
• 金庸：《袁崇焕評傳》
• 李亞平：《帝國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紀事》
• 林洛：《明朝灭亡的真相》
• 陳時龍：《正說明朝十六帝》
•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

•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 傅增湘：甲申三百年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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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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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