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Ghren/明朝

明朝建立

元朝末期，官員貪污，貴族靡爛，朝政腐敗，爆發紅巾軍為主力的民變（見元末民變）。朱元璋所部的義軍紀律嚴明，用人唯賢，先後有馮國用兄弟、李善長、陶安、劉基等文士，徐達、常遇春、湯和等將領，勢力日增。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佔領集慶（今江蘇省南京市），繼而向蘇、浙、皖、贛發展，採納謀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經過幾年努力，其軍事和經濟實力迅速壯大。^[3]:4-7二十三年（1363年），通過鄱陽湖水戰，陳友諒勢力基本被消滅。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稱吳王。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率軍攻下平江（今江蘇省蘇州市），滅張士誠，同年又消滅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於南京稱帝，即明太祖，定國號「明」，以當年為洪武元年^[3]:8-13。

明朝建國之初，只有中原、江南和閩廣地區。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攻佔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撤出中原，史稱北元。徐達隨之西征，攻山西的擴廓帖木兒，直抵太原。洪武二年，徐達、常遇春等軍隊攻陷張思道、李思齊等勢力，置陝西、山西兩行省。同時，明朝亦出兵攻克元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其後亦多次用兵（見明太祖北伐），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藍玉追擊至捕魚兒海（今貝爾湖），消滅北元的勢力。在南方，洪武四年（1371年），湯和、傅友德消滅位於四川的明玉珍勢力。元廷撤出中原之後，雲南的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依然奉元朝為正朔，和北元多有聯絡，朱元璋雖希望梁王歸附明朝，但梁王不願意。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率軍消滅據守梁王，天下初定（見明朝統一戰爭）。^[4]:65-74

明太祖即位後留心農業，致力恢復社會經濟生產；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制度進行改革（詳§ 經濟、§ 政治一節）。^[5]:162他為了鞏固皇權，大肆屠戮功臣大將。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之名處死丞相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株連李善長、陸仲亭等大批大臣，宣佈他們奸黨，連坐受誅者達三萬餘人（胡惟庸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借大將軍藍玉張狂跋扈之名對其誅殺，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餘人，史稱藍玉案。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與郭桓案合稱明初四大案，經此數案，「元功宿將相繼盡矣！」^[a][5]:164。明太祖通過打擊权臣、特務監視等一系列方式加強皇權，使明初的皇帝專制程度與中國歷代各朝相比更為高^[6]:20-45。

靖難之役

明太祖在上任後實行了分封制。他的二十三個兒子和一個都被封為藩王，「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b][6]:47-49。諸王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又以秦王朱樉、晉王朱棡與燕王朱棣的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明太祖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意为“平定國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5]:163-164。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因皇太子朱標早逝，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明惠宗年紀雖小，政治上卻有其主見，他上任之後改變了前代尚武重刑的政風，減輕賦稅，寬刑省獄。他為了鞏固皇權，和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見建文改制）。諸王之中，以燕王朱棣年齡最大，勢力最強，為此他們先廢掉勢力較小的藩王，剪除燕王羽翼，其後再針對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 ，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向南京起兵，是為靖難之變。經過四年的戰爭，燕王打敗了明惠帝，朱棣奪位，即明成祖，年號永乐。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6]:46-65。

朱棣以藩王起兵而得天下，對藩王的權勢亦有所防犯，在鞏固了自己的權勢之後，便執行削藩政策。他先「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c]，并多加賞賜。但當地位鞏固，便先後削去齊、岷、遼王的官屬或護衛，將統兵較多塞王內遷，並制定「藩禁」約束藩王。永樂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也被要求「獻還三護衛」。這樣，明成祖實行了削藩的目的。^[4]:131-132

永樂盛世

在明成祖任內，明朝的領土得到開拓；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外交流，史稱永樂盛世。^[5]:168

明朝建立之後，北元和東北地區戰事多發。永樂初年，蒙古分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大部，三部之間不斷發生戰爭。^[5]:168明成祖同時實行招撫和防御的政策。在兀良河地區，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給予官職：又先後封瓦剌部、韃靼部首領為王，給以印信，准各部與明朝貿易，並許其遷來內地居住。此外，明成祖又多次親征漠北（見明成祖北伐），打擊韃靼、瓦剌勢力。^[4]:169-171在永樂遷都之後，「明朝以北京為中心，以九鎮為重要軍防點，以衛所等為網絡，以長城為屏障和陣地，形成北部的嚴密防綫」^[d]，以抵御蒙古，有所成績。^[5]:304-305

越南方面，明初，朱元璋遺使安南國王，建立了宗藩關係。永樂四年（1406年），成祖命張輔、沐晟出擊安南，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見明入越），设立交趾布政司。但好景不長，因明朝官府的壓迫，加上陳朝尚多有支持者，越人多有反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放棄交趾，明朝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史稱「後黎朝」^[3]:50-61。黎朝基本的制度取法明朝，大力提倡理學，專漢文為「聖賢之字」。黎灝一朝，曾侵擾廣西、雲南。明廷有見永樂前鑑，采用姑息政策，只是加強邊備，沒有多加理會。^[7]:32-40

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訪了多個東南亞國家，最遠到達了非洲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屬索馬里）、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等地，並建立了友好關係。鄭和下西洋的同時，許多外國使節也會乘鄭和的船來中國。如永樂十七年（1419年）第五次下西洋時，便帶回了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貢使。此外，滿剌加、蘇祿、渤泥、古麻剌朗的國王也來明訪問。^[5]:329-332

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見永樂遷都）^[4]:135。成祖遷都北京，有利亦有弊。遷都促進了北京地區的經濟開發，加強了明廷對北方邊疆的統治。但北京的糧食供應不足，遠離明朝的經濟重心江南地區，使國家需花費大量金錢治河、治漕；北京城「一牆之外，逼鄰大虜」^[e]也使明朝中後期蒙古、滿洲軍隊容易進攻京師。^[8]:46-51

仁宣致治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親征韃靼阿魯台，病死榆木川。其長子朱高熾即位，即明仁宗，年號洪熙，僅在位十個月。明仁宗的長子朱瞻基繼位，即明宣宗。谷應泰評論：「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f]，史稱「仁宣致治」。^{[5]:171-172[4]:136}

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戰，多次隨朱棣征戰南北，朱棣在任皇帝之前，曾許事成後立朱高煦為太子。相反，長子朱高熾身體肥胖，不能騎射，有足疾，朱棣對他多有不滿，永樂二年（1404年）議立太子的時候，成祖雖多有猶豫，但最後依然立朱高熾為太子。朱高熾自比李世民，「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g]」，有不臣之心。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煦作亂（見高煦之亂），歷時一個月即被平定。^[4]:136-139

仁宣二宗在位十二年間，采取守成之策。他們緊縮財政開支，與民休息：信用大臣，用「三楊」掌閣務，臣子也多直言得失，較願接受臣下的意見；重視內治，裁減冗官，在宣宗任內設置了巡撫官，以減三司互不統屬的問題。^[6]:60-62但仁宣致治背後有所侷限，他們對漠北蒙古實行消極防御政策，留下日後蒙古南侵的問題；宣宗重用宦官，為明英宗時期的太監專權埋下隱患。^[6]:63

土木之變

明英宗自小寵信服侍左右的宦官王振，自此開始明朝的宦官嚴重專權。正統七年（1442年）限制王振權勢的張太皇太后去世，當時明英宗僅十五歲，王振更加攬權。元老重臣「三楊」死後，王振專橫跋扈，將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鐵牌撤下，舉朝稱其為「翁父」，明英宗對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權七年，家產計有金銀六十餘庫，其受賄程度可想而知。^[6]:119-123

正統是明朝民變的高發期。明代的銀礦被官府所壟斷。英宗即位之後，雖多次申令嚴禁民間開挖，但依然有大量人民進山「盜礦」，官府便派兵剿捕。正統十年（1445年），在浙江有葉宗留起義；正統十三年（1448年），在福建有鄧茂七起義，均為礦工起義。兩股起義軍「互為聲援，始入彼出」，使官軍疲於奔命。同時，在廣東還發生了黃蕭養起義。^[5]:226-228

麓川宣慰司位於今雲南瑞麗縣等地區，與緬甸接境。正統二年（1437年），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變。正統五年（1442年），被沐昂的地方軍隊所平服，思任發表示願意進貢謝罪。朝中大臣大多認為不必再戰，但王振為了「示威荒服」^[h]，一意孤行，力主用兵。明廷先後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h]，損耗了明朝的國力。^[4]:209-210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領也先率軍南下伐明。王振聳使明英宗領兵二十萬御駕親征。大軍離燕京後，兵士乏糧勞頓。八月初大軍才至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路潰敗，懼不敢戰，又令返回。回師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八月十五日，也先假意求和，在王振的命令下全军撤出原有壕沟，被瓦剌軍追上，士兵死傷過半，隨從大臣有五十餘人陣亡。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突圍不成被俘，王振為將軍樊忠所怒殺，即土木堡之變。^{[6]:125-130[4]:213-217}

土木堡之變的消息來到北京後，朝中混亂。一些大臣要求遷都南京應天府，被兵部侍郎于謙駁斥。同年，大臣擁戴明英宗弟朱祁鈺即位，以求長君，即明景帝（又稱明代宗），年號景泰。于謙升兵部尚書，整頓邊防積極備戰，同時決定堅守北京，隨後京師、南京、河南、山東等地勤王部隊陸續趕到。同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於德勝門外土關。于謙率領各路明軍奮勇抗擊，屢次大破瓦剌軍，也先率軍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于謙力排眾議，加緊鞏固國防，拒絕求和，並於次年擊退瓦剌多次侵犯^[6]:130-137。

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認為綁架明英宗已無意義，釋放了他。然而明景帝因為皇權問題，不願意接受明英宗，先是不願遣使迎駕，又把明英宗困於南宮（今南池子）軟禁，並廢皇太子朱見深（即後來的明憲宗）为沂王，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為太子。不久見濟病死，沒有兒子的景帝也遲遲不肯再立朱見深為太子。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徐有貞等在景帝重病之際發動兵變，擁戴明英宗復辟，史稱奪門之變。徐有貞率軍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領東華門，禁錮了景帝，英宗復辟。^[6]:138-143

復辟後，英宗將于謙下獄，打擊景泰朝的大臣，大行封賞幫助自己復辟之人。英宗任用徐有貞為內閣首輔，對他非常信任，而不久就被流放。曹吉祥、石亨二人權傾朝野，他們發動了曹石之變，失敗，皆被殺。英宗以李賢等賢臣掌政，此後至英宗過世為止，最高權力機構都較為平穩。^[6]:143-148

憲宗怠政

天順八年（1464年），明英宗過世，兒子朱見深即位，即明憲宗，年號成化。明憲宗為于謙冤昭雪，恢復景帝的帝號，平反了奪門一案^[3]:73。統治上，憲宗庸碌無為，史稱「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戚貴畹，上下壅隔」^[i]。他終日专宠萬貴妃，寵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術。以至奸佞當權，西廠橫恣，盜竊威柄。明憲宗直接頒詔封官，是為傳奉官。這使得傳奉官氾濫，舞弊成風，直到明孝宗才全被裁撤。他也是皇莊的始置者。該舉措事實上鼓勵豪強門閥兼併土地，危害不淺。宦官汪直受到明憲宗的寵信，透過西廠張狂跋扈。不久後由於民憤四起，西廠被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權。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因言官彈劾才被貶^{[6]:148-154[5]:184-186}。

成化年間的邊疆不甚安寧。在北方，成化六年（1471年）蒙古各部佔據了河套地區，明廷雖多次進剿，但蒙古人「去軏復來，迄成化末無寧歲」^[j]。在荊州、襄陽一帶，集中了很多流民來墾荒、開礦，至成化年已達一百五十萬人左右，明政府採取措施，迫使流民返回原籍。成化元年，劉通、石龍在湖廣領導流民起義，後被鎮壓；成化六年，李原再次發動起義（見荊襄流民起義）。^[6]:155-158

廣西大藤峽地區（今廣西金秀）也頗為混亂。早於景泰七年（1456年），瑤人侯大苟率領瑤、僮族（今壯族）人起義，起義勢力不斷發展。成化元年（1465年），明廷俘獲侯大苟，侯鄭昂又接過起義大旗，至成化八年才被壓制下去。大藤峽一帶隨服隨叛，有謂「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走我還」^[k]，在嘉靖七年、十八年間又有起義，後被平定（見大藤峽起義）。^[4]:329-334

弘治中興與武宗荒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憲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繼位，即明孝宗，年號弘治，其在位期間政治清明，史稱「弘治中興」。夏燮認為他是「中興之令主」^[l]，然其任內亦有弊端。^[6]:159

明孝宗先是將明憲宗時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盡數罷去，逮捕治罪。並選賢舉能，任用王恕、馬文升、劉大夏、李東陽等人，將能臣委以重任。^[6]:159-160孝宗勤於政事，每日兩次視朝，廣開言路，對批評他亦虛心接納。明孝宗對宦官嚴加節制，錦衣衛與東廠也謹慎行事，用刑寬鬆。明孝宗力行節儉，減免稅賦。^[6]:161-162但明孝宗任內寵信宦官李廣，任由他搶奪民田；任用看風使舵的劉吉。在弘治八年後，明孝宗熱中於齋醮、燒煉，荒於政事，至弘治末年才得到改善。^[6]:279-283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年號正德。^[3]:78即位不久，便信任刘瑾、谷大用等宦官（八虎），和他們一起戲玩作樂，不管政事，朝中大事皆由劉瑾自決。朝中雖有大臣上言「八虎」罔上誣下，也被革職。正德五年，刘瑾被武宗处以极刑。但武宗未改其聲色犬馬。他頻頻出巡，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叛亂，明武宗假藉出征江西寧王朱宸濠為由而南下遊玩，至次年七月才到南京，親自俘虜已被王守仁擊敗的寧王。^[5]:190-194

正德一朝，因為統治階級腐敗，加上土地兼併嚴重，農民起義多發。在四川，藍廷瑞、鄢本恕、廖惠分別自稱「順天王」、「刮天王」、「掃地王」，群起作亂，歷時四年才被朝廷平定（見川蜀盜亂）。在京畿地區，劉六、劉七在霸縣（今河北霸州市）起事（見劉六、劉七起義）。在江西，正德六年（1511年）前後，江西各地也發生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持續不斷，幾近波及全省。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的農民起義更為激烈，轉戰在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交界，其後被王守仁所平定。^[6]:171-173

嘉靖年的中興和怠政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於豹房驾崩。武宗無子，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護禮派引宋濮安事，强令明世宗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明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最终明世宗在張璁等議禮派支持下，得以尊父母為皇帝與皇后、立太廟在明武宗之上。反對者多被罷官或被下詔入獄。^[6]:217-221明世宗赴京即位后，「求治锐甚」^[m]，史稱「嘉靖中興」。他清掃了武宗年間作惡的宦官，清理莊田，開放言路，明人霍與瑕曾評論：「嘉靖初政，自洪武、永樂以後，百年僅見」^[n]。^{[6]:227[4]:352-356}

即位不久，世宗便荒怠政事。他迷信方士，在宮中日夜做法。當時大臣能否進用，都視乎能否寫青詞，夏言、嚴嵩、徐階都以善撰青詞得寵。他愛好祥瑞，掩蓋災異，官員們都以祥瑞粉飾太平。明世宗寵信權臣嚴嵩，他任首輔十四年間，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其子嚴世蕃協助其父作惡。朝臣雖然不斷有人彈劾嚴嵩結黨營私，但均以失敗告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世蕃被充軍、嚴嵩被勒令致士。^[6]:232-237。

嘉靖時期的怠政，使國家財政拮据。在明中期，軍屯制度不行，邊防軍依靠國家補助，募兵制的實行，也使軍費大量增加。^[4]:388-389在北方，韃靼佔據河套，東南沿海則有倭寇，時人有「北虜南倭」之稱。^[3]:87「南倭北虜」的戰爭，官員的數量增加，加上貪官的中飽私囊，明朝進入了巨大的財政危機。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戶部尚報告「太倉積貯糧米有餘」，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史載「是時邊防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祀之役月無虛日，帤藏匱竭」。^[4]:388-391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政府在南直隸，浙江等州縣增賦一百二十萬兩，為「加派」。三十六年（1557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銀四十萬兩，為「提編」。其後又有「箕斂」、「派括」、「算稅」、「折民壯」等加派名目。

嘉靖初期，全國各地賦役負擔已經很嚴重。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明廷在中、後期又增加各地的賦役，遂引發了不下四十五次的起義，起義主要集中在中晚期。起義者有農民、鹽徒、礦工，乃至軍人。^[4]:391-392嘉靖一朝，規模較大的起義有嘉靖元年（1522年）十一月的山東王堂起義（屬礦工起義）、七年（1528年）二月的山東陳卿起義、三十二年（1533年）七月的河南師尚詔起義、四十年（1561年）廣東饒平縣張璉起義。^[5]:232-233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載坖即位，即明穆宗^[6]:238。明穆宗在任內整肅吏治，施行了一些「安民生，足國用」的措施，史稱隆慶新政。^[6]:238-244然隆慶朝的政治和嘉靖朝相比，變化不大。穆宗喜愛玩樂揮霍，怠於政事。隆慶朝的財政依然緊張，人民起義多發。^[4]:397-401

隆慶五年（1571年），在王崇古、張居正等力排眾議下，俺答汗被封為順義王，兩地互市，經濟得以往來，史稱「俺答封贡」。其後的三娘子繼承和平的政策。數十年間明蒙之間邊境安寧和平。^[5]:309

居正改革

嘉靖、隆慶年間的財政問題，及多發的人民起義，說明明朝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需要改革。早於嘉靖中、後期，桂萼、歐陽鐸、潘季馴和龐尚鵬等人已經開展了一些賦役制度改革。隆慶年間，海瑞、高拱等人亦展開了改革活動。然而以張居正所實行的改革規模最大。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因中風突然駕崩，年僅九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即明神宗。神宗年幼，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5]:200-203張居正極力巴結穆宗陳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貴紀，得到她們的支持，得以進行改革。^{[4]:412[5]:200-203}

明朝政府雖然制度了對官員的考察制度，但執行不嚴，如同空文。為此，張創立了「考成法」。他重視邊防，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继光等，鎮守北部邊防，在居正任內，「邊境晏然」^[o]經濟方面，他注意清理逋欠田賦，清丈全國的田地。萬曆九年，他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賦役以及土貢方物等雜徵合為一項，一律徵銀，並按人丁和田畝分攤，減少了行政手續。「開源」的同時，還注意「節流」，裁減冗官冗費，節約皇室開支。^[4]:413-426

首輔原則上只是協助皇帝的輔政機構，並沒有執政的能力，張居正的改革是依靠掌握吏部和都察院而展開的。在其反對者來說，張居正是在越權。萬曆五年（1577年），按儒家倫理他需要丁憂，但張居正以為改革事業未竟，不願丁憂。他的政敵借此大做文章，此即為奪情之爭。張居正雖得到神宗的支持，被奪情起復（免於在家守孝），但其品行評價也因此大打折扣。^[9]:126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逝，其政治盟友馮保不久後也被清算。朝臣得知神宗的心意，開始彈劾張居正，張居正被抄家。改制漸漸回覆原狀。^{[3]:103-104[9]:131-132}

萬曆怠政

張居正死後，明神宗親政。內閣、宦官的權力在此時期大為降低，但明神宗本人對政務不多關心，連輔弼大臣也不願接見。申時行任首輔九年，只被召對三次。他不視朝聽政、不批答奏章，官缺不補，朝廷事實上在癱瘓或半癱瘓的狀態。^[6]:333-337

由於朝政混亂，部分中下階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紛紛要求政治改革，並強調道德標準。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形成了東林黨。主持京察的孫鑨、李世達和趙南星，利用京察將不符他们標準和不属于东林党的官吏降職解雇。經過多次京察後，引起眾多反對黨如宣黨、崑黨、齊黨、浙黨等興起並與東林黨互相傾軋。自此門戶之禍堅固而不可拔，圖使朝政空轉內耗。^[6]:339-345

神宗有二子，長子朱常洛，由宮女王氏所生；三子朱常洵，由神宗寵愛的鄭貴妃生。明神宗偏愛皇三子朱常洵，不願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多次拖延。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年在皇太后的強迫下，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是為「國本之爭」，東林黨和反對東林黨的借「國本」問題互相攻擊，相互逐罷。^[10]:239-244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常洛登基，任一個月後，服李可灼的紅丸而猝死，史稱「紅丸案」。^[11]:573-575

萬歷年間，貴族人家養成了奢華的生活風氣，明神宗任內也揮金如土。明神宗他的揮霍無度主要體現在：膳食和金珠寶石的開支，各種典禮的花費不斷增加；匠役、宦官的數量增多，以及是興建大量土木建築。^[4]:711-725他為了聚斂財富，明神宗向各地衙門的國庫索要金錢，並派遣宦官开矿榷税。礦監稅使實際上是向百姓敲詐勒索，同時傷害了地方政府的稅源。^[6]:333-337雖然大量官員為礦監稅使上疏，建議明神宗停派礦監稅使，但明神宗沒有聽進去。^[4]:751-756在萬曆中後期，發生了三十多起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有臨清民變、武昌民變、蘇州民變等。^[6]:333-337

東林黨爭和明末民變

明熹宗朱由校由於幼年喪母，對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魏忠賢則從小就照顧朱由校。當熹宗即位之後，二人日漸得勢。隆慶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天啟四年（1624年），魏忠賢任東廠提督，給予他司法和懲罰的權力，自此東林黨勢力日減，閹黨勢力日增。魏忠賢氣焰最為囂張之時，被稱為「九千歲」。魏忠賢大肆打擊東林黨，大毀東林黨人的書院，偽造《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天啟七年（1627年）明熹宗去世，其五弟信王朱由檢繼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10]:383-389

明思宗即位後，剷除了魏忠賢、客氏等人，依附魏忠賢的都被貶黜或處死。明思宗多疑而躁刻，果於屠戮大臣，信用宦官，不善用人，其統治期間，內閣大學士換了五十人。在崇禎一朝，閹黨和東林黨爭議不斷，東林黨人本身亦走向腐化，放棄了他們的改革主張，「朝廷之上，玄黃互戰，不講固境恢圉之術，而但務於口鋒舌劍」^[10]:390-392。

在崇禎一朝，嚴寒、乾旱、饑荒、蝗災、地震、鼠疫等天災頻頻出現。^[12]:239-2421627年至1641年間，黃河流域出現連續14年的嚴重乾早，災情蔓延至整個長江以北地區。^[13]崇禎十三年（1640年），123個縣出現人相食的情況，是近500年以來最嚴重的。^[13]當時，糧食歉收，食物供應縮減，商品交易停止。^[12]:239-242

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大饑，王二殺知縣張斗耀，展開了起義（見王二起義、明末民變）。其後，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相繼起義。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起兵延安，號「八大王」。明政府先是以楊鶴為三邊總督，「以撫為主」，後以洪承疇為總督，以「進剿為主」，但都告失敗。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陽。十七年（1644年），建國「大順」，改元永昌，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縊，明亡。^[2]明朝滅亡後，明宗室先後建了立了一些地區式政權，主要勢力有：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魯王監國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鍵與紹武帝朱聿𨮁、桂王永曆帝朱由榔等，史稱南明。順治十八年（1661年），永曆帝被俘，南明最後一個政權結束。^[14]

内閣制度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朱元璋見政事大多，一人不能處理，遂置四輔官，以協助處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廢。他改置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諸大學士，統稱「殿閣大學士」。至明成祖即位之後，朱棣選解縉等七人入值文淵閣，備顧問，參機要，標誌內閣正式成立，內閣即指文淵閣。永樂時期的內閣閣臣品秩不高，但內閣的事權較洪武一朝較為擴大。^[15]:48-52

在洪熙、宣德、正統初年，內閣地位繼續增加，「閣職漸崇」。侍郎、尚書入閣的比例越來越來，內閣的品秩越來越增加。正德間，內閣下置誥敕、制敕兩房，兩房皆設中書舍人。此時候，內閣的職掌更為清晰，擁有議政權，允許代皇帝草擬批答，即票擬。所有奏章先發給內閣，讓閣臣先擬好意見，「小票墨書」，將意見貼在中奏疏的封面，然後上奏。^[15]:53-55

嘉靖時，宦官勢力受到排斥，形成專政的局面。內閣大學士開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的分別。權臣之間，又長期有門戶之爭。內閣大學士結黨，攀引門生，以各種權術打擊競爭者。張璁、夏嵩、嚴嵩都以此方式出任首輔中。至萬曆初年，閣權更大，超過了六部，多位內閣首輔獨攬權力，如楊廷和、夏言、張居正等。萬曆中後期之後，內閣為了明哲保身，大多不求進取；為了鞏固地位，在朝中建立朋黨。內閣權力較之前為低。^[15]:55-58

六部

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取消中書省，升六部為正二品部門，向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以吏、戶、兵三部或因權重，或因事繁，稱為「上三部」，在禮、刑、工部之上。六部各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一人。下有清吏司，所屬清吏司各設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事務較繁者增設一人）。^[16]:137-138各部機構設置及職責分工如下：^[16]:137-138

• 吏部：負責全國官吏的選授、封勛、考課等政令。下有文選、驗封、稽勛、考功四清吏司。
• 戶部：負責管理全國戶口、田賦，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事務最為繁重。最初只有五個屬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為了減輕工作負擔，設十二清吏司，和十二布政司相對應。其後隨布政司建立所變更，宣德時定為十三個清吏司。
• 禮部：負責典禮事務與學校科舉之事。下有儀制（掌嘉禮、軍禮及科舉、學校事務）、祠祭（掌祀典及天文、國恤、廟諱）、主客（掌賓禮和外國朝貢事務）、精膳（掌宴飨、品料、酒膳等事務）四個清吏司。
• 兵部：負責全國軍事，掌全國軍衛，武官選授。下有武選（掌軍官和士官選授、升調）、職方（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車駕（掌鹵簿、儀仗、禁衛、驛傳、廐牧）、武庫（掌兵籍、兵器）四清吏司。
• 刑部：負責管理全國刑罰政令和審核刑名之事。和戶部一樣，清吏司的數目和布政司對應。
• 工部：負責管理全國工程事務。下有營繕（掌經營興作之事）、虞衡（掌山澤采捕和陶冶之事）、都水（掌估銷工程力役、費用之事）、屯田（掌屯種、抽分、薪炭、夫役、陵墓之事）四清吏司，和寶源局、抽分局等機構。

地區行政

明朝初期沿元制，地方設行中書省。後因行省權力過大，一分為三，設都、布、按三司。都揮指使司（簡稱都司）掌地區軍事，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簡稱按察司）掌司法，三人合管一省事務。其下有直隸州、府、縣（見圖）。洪武一朝對於府、州、縣有較大規模調整之後，除永樂年間設置貴州布政司、交阯布政司外，終明一代，變化並不大。至明末崇禎十三年（1640年），明朝一共有162府（含軍民府）、255州（含直隸州、屬州、土州）、1173縣^[C]。^[18]:10-13

都指揮使司，掌軍事事務。都司一级包括了都司、行都司、留守司。洪武十三年，有13个都司，2个行都司；二十六年增至15年都司，3个行都司；正德四年，增至16个都司，5个行都司。^[18]:250-253

布政使司，掌行政事務。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等十二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廢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參知政使為布政司。至宣德初年，全國設十三布政使司，为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廣東、福建、廣西、貴州、雲南。較元代行省而言，劃界上較為考慮「山川形便」的原則。^[18]:10-13

軍事制度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置太都督府最高軍事機構。洪武十三年（1380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互不統轄，分別管理京師和各地衛所和都指揮使司。衛所軍是明朝的常備軍。大抵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指揮使司，長管為指揮使，管轄五個千戶所，千戶所之下有五戶所、總旗、小旗等，「大小聯比成軍」^{[p][5]:260-261}。

在明初，衛所軍隊主要來自「從征」、「歸附」、「謫發」、「垛集」四類。有諸將原有之兵，即為「從征」；元兵及群雄兵向朱元璋投降的，即為「歸附」；獲罪充軍，即為「謫發」。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垛集，從戶籍中抽丁而來。衛所軍士別立戶籍，稱為「軍籍」。軍籍是世襲的，因為明代軍士的地位低下，在明初期已經有大量逃軍，至明中期更為嚴重。當正軍一家全部亡絕、或者逃亡，則到原籍勾其族人頂充，即「勾軍」。明朝為進行全國的大規模清軍，編定清勾軍冊，派遣清軍官以勾軍。清軍政策不但不能補足軍隊，反而擾害了百姓，因此至宣德、嘉靖年，衛所制已經崩潰。^[5]:261-265

明中期始行募兵制。正統末年，土木之變後，因為京軍盡喪，加上勤王軍隊未至，只能派朝軍募兵，這是募兵制的源起。最初募兵只是在軍事需要的時候進行，嘉靖年間，東南倭禍嚴重，為了抗擊倭寇，便以募兵方式招募軍隊。北方的邊軍乃至京營也日漸而募兵代替和補充衛所軍。嘉靖年以後，明朝以募兵為主力，衛所軍只是保留虛名而已。^[5]:265-266

司法、監察制度

明代法規有律、誥、例、令等。明朝的刑律主要是《大明律》30卷。^[19]相較《唐律》為簡核，但不如《宋律》寬厚。^[20]:309《大明律》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通了体例，调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变化，注重了经济立法，在体例上表现了各部门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扩大了民法的范围，結合「禮」和「法」^[21]。明太祖留下祖訓，不得更改《大明律》一字，因此後代皇帝都以條例以補不足，主要有弘治朝的《問刑條例》。^[19]

皇帝有最高最大的司法權力，其下有三法司。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負責受理天下上訴案件，審核地方的要案以及中央百官的案件。其下有十三清吏司分治各省案件。大理寺則負責審核案件，都察院則負責監察刑部的審理和大理寺的覆核。假如有重大案件，則由三法司共同審理，由皇帝判斷。各府州有按察司，負責審理各府州的案件。^[20]:314-316

都察院是明代創設主管監察的中央官署，其前身為漢以後設立的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0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分監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至五人（正九品）。其後多有變更，在宣德十年（1435年）訂為十三道。都察院的職表是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齊不公不法等事。^[15]:179-182

宦官機構

明代的宦官機構較為主要的有：十二監（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四司（惜薪司、鐘鼓司、寶鈔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麵局、司苑局），總稱「二十四衙門」。司禮監是二十四衙門之首，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四五員。提督太監負責管理內廷。掌印、秉筆、隨堂太監則分別掌管批紅、宣旨、提督東廠的工作。批紅本由皇帝負責，在宣德年後多由司禮監代行。^[15]:198-200

廠衛制度

明代內廷的特務機構有東廠、西廠、內行廠和錦衣衛，合稱「廠衛」。東廠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置；西廠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置；內行廠則於正德初年置，僅置五年。東、西廠或內行廠的頭目，多由司禮監兼任。東、西和內行廠都為宦官機構。錦衣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由皇帝的心腹管理。廠和衛的職權相當接近，但因為錦衣衛屬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較為繁瑣，因此不如東廠權力較大。廠衛可以不經由正式司法機構的的審判過程，而判決並處罰犯人。^[20]:324-334

戶口制度和人口

戶口制度方面，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命戶部制訂戶籍、戶帖（登記人口田產的帖子），統計全國人口，這次明朝第一次比較全面的人口普查。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以賦役不均，命戶部編賦役黃冊」^[q]。規定每里（一百一十戶）編為一冊，冊前有一總圖，記錄稅糧戶口之類。鰥寡孤獨不服徭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列於圖後，稱為「畸零」。冊子一份四份，一份送戶部，三份分別保在於司（省）、府、縣。賦役黃冊每十年編造一次。賦役黃冊可以使戶部得知人口的變遷，也使賦役負擔盡可能合理。明中期後，黃冊制度敗壞，只是徒具形式。^[5]:514-521

在《明實錄》中，戶口統計數字計有136次，但這些人口統計有「有頭無尾、人口減少、變化無常、連年照抄」的問題，缺乏可信度。若據《明實錄》等史料的說法，明朝的戶口是越來越少的，大多都低於洪武一朝的數字，但實際上明朝大體而言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社會秩序平靜，按理而言是上升的。^[5]:544-554對於明代人口數字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據何炳棣的研究，在十四世紀後期，明朝的人口大約有6500萬。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約有1.5億人口左右（數字只包括兩京十三省）。^[D]明朝中期後，全國範圍內的性別比曾一度達到每100個女性中有150個男性的狀況，有些地區甚至出現每一百個女性中有大約300個男性的狀況。有明一朝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23]

朱元璋吸收了前朝的教訓，認為「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r]，除了對北元勢力積極防御之外，對其他國家對奉行友好政策。他即位之後，立刻向周圍地區遣使通好，周面鄰國發生戰爭則協助調停。^[24]:271名義上，明廷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是宗藩關係，以「天朝上國」自居；實際上，明廷和其他國家只留於利益形式，周圍的國家向明廷進貢，以換取經濟回報，「厚往薄來」。^[24]:272

明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貿易，「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s]。但明政府允許一定數量的朝貢貿易，並設立了市舶司以專門管理朝貢貿易。在永樂年間，海禁政策依然得到執行，朝貢貿易特別發達。在明朝中期，地方官對於海禁執行並不嚴，時鬆時緊。隆慶元年（1567年），准許海商在福建漳洲的月港進行海上貿易，史稱隆慶開關，自此明朝的海禁政策結束。^[24]:274-277

帖木兒帝國

帖木兒帝國方面，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兒帝國首次遣使到明朝。在洪武永樂之間，明朝派遣陳誠等人出使西域，兩國發生磨擦。永樂二年（1404年），帖木兒領兵八十萬攻明。次年春，帖木兒中途病死，大軍返回。永樂年間，兩國又重新修好。據《明實錄》等書記載，自洪武年間至萬曆九年（1581年），帖木兒朝貢至明首都達五十餘次；洪武至天順年間，有十一次遣使撒馬兒罕，兩國關係良好。^{[5]:332-334[25]:261-270}

日本

在明朝初期，在洪武年間，因為沿海多有倭寇，方、張餘部多和倭寇勾結。再加上當時日本分裂為南北二朝，明太祖雖有派人與日本修好，但南朝的懷良親王已自顧不暇，對明廷態度冷淡。至永樂年間，明成祖遺使和幕府足利義滿修好，兩國使節頻繁來往，兩國展開了勘合貿易（見明日貿易）^[E]，至永樂九年（1411年）為止。宣德年間，勘合貿易再開。名義上來說，勘合是由幕府支配的，但不久後便落人大內氏、細川氏二個大名之中，他們又交由商人控制。在經濟上，明廷難以得益，只是希望以此維護沿海安定。至嘉靖年間，經濟出現危機，便難以維持勘合貿易。嘉靖二年（日大永三年，1523年），大內氏和細川氏因勘合乎效力之辯的問題，發生寧波之亂，朝延便不再發新的勘合，又加上沿海多有倭亂，貿易因此中止。^[25]:67-157

世宗聞訊之後，遂罷勘合貿易。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海商和倭寇相勾結，進行貿易或者搶劫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倭寇之亂中，大多數實際上是中國海商，少數才是日本人，「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t]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廷雖然派朱紈任淅江巡撫，以治理倭患問題，朱紈反遭御史攻訐，憤而自盡。其后，戚繼光所組建的「戚家軍」卓有戰績，寇禍才此平息下來。^[24]:303-304

朝鮮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遺使持金印封文誥，封王顓為高麗國王，確立兩國宗藩關係。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意欲佔領朝鮮。萬曆二十年（1592年），日本進攻朝鮮，朝鮮國王逃到義州並派使節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戰爭的勝利。中日一度進行和談。但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後，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戰爭進入僵局狀態。萬曆二十六年，豐臣秀吉逝世，日本軍心動搖，結果撤軍。此即為壬辰衛國戰爭。天啟七年（1627年，天聰元年）皇太極攻打朝鮮，朝鮮政府被迫簽訂「江都和約」，朝鮮同明朝的關係中斷。^[5]:317-320

歐洲國家

與葡萄牙的關係。正德十二年（1517年），安特拉德和皮萊資等率船到達廣州，廣州官員沒有允許他們登岸。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軍和葡萄牙發生屯門海戰、西草灣之戰，葡萄牙戰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商托言晾晒貨物，請求在澳門定居，並向官員行賄，明朝見有利可圖，便沒有理會。^[5]:335-336

與荷蘭的關係。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船隊到達澳門，請求貿易，未准，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他們在廣東一無所得，便轉向福建，佔領了澎湖約五個月左右，結果被明政府驅逐。崇禎十五年（1642年），荷蘭人驅逐了西班牙人，佔領了台灣北部。^[5]:338-339

西南各民族

在雲南、貴州、兩廣、湖廣和四川等地，聚居着苗、瑤、彝、傣少數民族。明朝建立之後，承襲了元朝政府對這些地區的制度，設立了土司管理，由當地各族的大小首領世襲。^[4]:440-442西南地區先後發生了數次較大規模的叛亂，有麓川之役^[4]:209-210、播州之役^[4]:917-919、奢安之亂等^[4]:920-927。

藏族

永樂年間，明皇朝和烏斯藏的關係密切。早於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首次派遣官員「持詔諭吐蕃」。明太祖遣使冊封帕木竹巴王朝僧俗為官，並賜印。後明廷在藏區先後設立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揮使司。明成祖即位之後，改變了元朝獨尊薩迦的制度，尊崇各派，對於各地藏傳佛教宗教首領都各有封號。西藏與汉地的經濟交易頻繁，明朝廷先後在秦州（今甘肅天水）、洮州（今甘肅臨潭）等地設茶馬司管理互市貿易。^[26]:125-147

女真族

洪武四年（1371年），元遼陽行中書省左丞劉益降明，置遼東衛。洪武二十年（1385年），納哈出降明，女真各部「悉境歸附」。永樂七年（1409年），設奴儿干都司以管理东北地区，下設一百八十四個衛，二十多個所。萬曆十一年（1583年），建州左衛指揮使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被明軍誤殺。努爾哈赤以祖父、父親遺甲，統一女真各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宣布獨立，建國「後金」。^[5]:291-295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為祖、父報仇，開始伐明，攻陷撫順。楊鎬率明軍分作數路進攻後金，為努爾哈赤所敗，為薩爾滸之戰。明朝陣亡將士四萬五千有餘，損失馬騾駝二萬，自始明朝對後金不得不由進攻進入防御。^[5]:295-296明廷改用熊廷弼守遼東，他「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御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u]，後金不敢侵犯。^[6]:361-362

熹宗即位後不到一個月，即罷免熊廷弼，改任袁應泰。袁應泰為浙黨信賴，為人精敏強毅，但「用兵非所長」。他一改熊廷弼守御的方策，打算進攻後金。次年三月，即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攻陷瀋陽，袁應泰自縊，熹宗重新起用熊廷弼。二年（1622年），廣寧失守，孫承宗任遼東督師，法度嚴明，後金一時不敢西進。天啟五年，孫承宗被撤職，改由閹黨高第經略遼東。次年，努爾哈赤再次攻明，高第率兵退回關內。袁崇煥以二萬軍隊抗擊後金五、六萬人，以少勝多，取得寧遠大捷。^[6]:394-397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繞道蒙古攻明，袁崇煥率兵來援。明思宗中皇太極的反間計，袁崇煥被殺（己巳之變），「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v]。不久皇太極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大清，並且五次經長城入侵明朝直隸、山東等地區（清兵入塞）。當時直隸連年災荒疫疾，民不聊生。遼西局勢亦日益惡化，清軍多次與明軍作戰，最後於崇禎十五年（1642年）佔領錦州等地，明軍主力洪承疇等人投降，明朝勢力退縮至山海關。自此明軍再無力和清朝對抗。^[6]:388-399

農業

農業佔明朝經濟一半^[27]:153乃至70-80%的生產總值^[28]。明朝初期，戰火連年，自然災害嚴重，農業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29]:47-53為了恢復農業，明廷主要有移民墾荒、軍隊開荒、建設水利等措施。移民墾荒大致是從「狹鄉」移入「寬鄉」，主要集中在內地「土曠人稀」的地方。軍隊開荒方面，主要集中在邊陲地區。在洪武初年，每年需要由南方運糧至遼東軍隊；至永樂一朝，已經自給自足而有餘。此兩項政策調整了全國農村人口和耕地布局，並增加了全國人口和耕地面積。^[30]:233-246為了發展農業，明廷重視水利建設，特別是江南水患的治理。在建文四年（1402年）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間的210年，在《明實錄》記載75項較大的水利工程之中，南直隸地區佔44個，可見明政府對江南水利的重視。^[30]:246-276

在明朝，特別是明朝中後期，經濟作物的種植得到發展。政府推行了「折色」的稅收方式，可以改徵其他實物或銀錢以代替糧食作賦稅，鼓勵百姓不只裁種糧食作物。棉花在成化、弘治年間「其種已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w]，農民摸索出種植棉花的新方法，提高了產量，棉花取代了絲、麻成為一般人紡織制衣的原料。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都得到的快速的發展，如藍和紅花等染料作物、花生、胡麻等油料作物、甘蔗、茶樹、果樹、蔬菜、花卉等。煙草在萬曆年間引入中國，很快就推廣至全國栽種。^[30]:276-295糧食作物方面，栗米和番薯在明中後期傳入了中國，使旱地和山地得到利用，增加了全國糧食產量。^[31]:262-263

農學在明代多有發展。在明代，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善，代耕架得到應用。農業思想得到發展，形成「三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原則。施肥、改良土壤技術得到發展。^[32]:110-113書籍方面，徐光啟《農政全書》論述了屯塈、口利、備荒的方法，總結了過去的農學成果。^[32]:97-99喻氏兄弟《元亨療馬牛駝經全集》論述了馬、牛、駝的飼養方式，獸醫學有所發展。^[32]:99-100

手工業

明代的手工業水平較前代有所提高，主要體現在棉紡織業、絲織業、陶瓷業、礦治業、印刷業、造紙業。榨油業、造紙業、印刷業、制糖業、制茶業、漿染業也較前代發達。^[2]

棉紡織業。原棉的加工工具大多較前代為進步。在明代出現了攪車（一種軋棉花去籽的工具）和紡車技術上都有所進步，宋應星記述「今之攪車，以一人當三人矣」^[x]，效率上有所提高。棉紡織業的分佈廣泛，「凡棉布寸土皆有」^[y]，成為普及全國的手工業，當中以松江府一帶最為集中，其生產的松江布聞名天下。^[4]:477-479

絲織業。明代的絲織業制作工具和技術多有提升。當時的絲織工具的品種繁多，花機機長達一丈六尺，構造部件繁雜，工作時需二人協助，一人司織，一人「坐立花樓架木上」^[z]負責提花。花機可以織出畫師所繪的花紋和圖案。絲識業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山西潞安府等地區。^[4]:479-481

陶瓷業。明代的制瓷業以景德鎮為中心，在宋元的基礎上發展。陶瓷產品豐富多彩，青花瓷的燒造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發展出著名的斗彩和五彩。瓷器品種極為繁多，除了普通用品如碗、盤等次外，還有爐、瓶、罐、壇等各式各樣的產品。清朱琰評價說：「明瓷至隆（慶）、萬（曆），制作日巧，無物不有」^[aa]。^[4]:481-484

礦治業。明朝相當重視對鐵礦的開採和治煉，明廷在全國鐵產地先後設立鐵治所，以管理鐵治生產事宜，以河北遵化規模最大。在明代，冶铁技术有所改进和民营铁厂的出现，使铁的产量有较大增加。采煤技術在明代有所提高，研究出了排出瓦斯的方法，使當時的採煤工人已經能在礦道中使用燈具。此外，當時的工匠研究出將煤煉成焦炭的方法，較西方為早。^[4]:488-492

商業

明朝初期，政府的户役制度，商税制度，海禁政策等政策限制了商业发展，各地以自然经济为主。^[30]:479-492正统至嘉靖年间，市場上的商品種類大增，流通的範圍擴大，出現了很多商業市鎮。據不完全統計，明朝的商稅由弘治時期共46180090貫升至嘉靖時期52068109貫，反映這時期商業的繁榮。^[30]:492-503嘉靖中期之後，隨絲織業、陶瓷業等手工業發展，商品生產領域擴大，貨品數量大增，農產品亦開始商業化。全國形成了若干個以產品著名的地區，貨品生產呈現分工的傾向，同時商品在各地區之間交流，乃至一些中小城市或者偏遠山區的貨品也相當齊全。如四川建昌衛（今四川西昌）也可以買到蘇州、杭州的絲綢。在此時，一些商人為了擴大資本，成了商幫，控制了某些地區、行業的商業貿易。^[30]:503-533

貨幣

洪武八年（1735年），開始實行鈔法。鈔法規定了「大明寶鈔」的印制、管理機構（寶鈔提舉司），定義了「大明寶鈔」的形態、防偽方式。明朝政府沒有為大明寶鈔設立保證金，發行數量沒有明確限額，發行的依據單純依靠政治力量。「大明寶鈔」主要依靠財政支出流向民間，但同時百姓不能以寶鈔向朝延兌換金銀。雖然明朝鈔法規定「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但鈔法定立之後很長時間都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比價，寶鈔長期貶值。至成化年間，其價值大約只有原來規定的千分之一。至天順、成化年間，「大明寶鈔」在民間基本上不再使用。^[30]:555-581

為了推行鈔法，在明朝初期，明政府禁止民間使用金、銀，限制銅錢進行交易，「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但民間依然多有使用。至明中期，寶鈔貶值，金銀的禁令不能繼續保持，民間大多銀進行交易。^[30]:581-588此外尚有銅錢，但只是在小額交易時使用。^[30]:589-612

哲學

明朝初期，明太祖、明成祖都提倡程朱理学，「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ab]。朱元璋謂：「四書五經如五谷，家家不可缺」^[ac]。在明初，主要的理學學派有薛瑄為主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為主的「崇仁學派」。^{[4]:1315-1318}

在明朝中期，程朱理學顯得守舊，隨之而生的是「心學」。陳獻章認為「心」為其哲學出發點，認為心具萬理、萬物。^{[4]:1318-1320}王守仁認為心是天地萬物的本原，但又反對程朱理學的心外之理，認為「心外無理」，「理」是在心之內的。他又提出「致良知」之說，認為只要通過內心的反省，就能「存天理，去人欲」，將自己的天賦觀念發揮出來。他反對程朱理學的「先知後行」，崇尚空談，不務實際的做法，提出「知行合一」說。^{[4]:1320-1330}

與王守仁同時的有羅欽順和王廷相的氣學。羅、王二人都反對程朱理學的「理先氣後」，羅認為「理只是氣之理」，王則認為「理在氣中」，都認為氣是原始物質，理是物質運動變化的規律。他們反對王守仁的「心外無物」論和「致良知」的說法。^{[4]:1341-1344}

王學在嘉慶、隆慶、萬曆時大盛。王陽明死後，王門分為「浙中王門」、「江右王門」、「泰州學派」三派（王門三派）。^{[4]:1330-1336}泰州學派由王艮創立，他主張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才是「聖人之道」，對封建制度有所衝擊。李贄繼承了泰州學派的思想，編有《焚書》、《續焚書》，「將《語》、《孟》逐節發明」^[ad]，批評《論語》、《孟子》的庇謬。他力主「童心說」，認為沒有被義理熏染過的便是真心，義理懂得越多，離真心便越遠。^{[4]:1334-1341}

明清之際哲學試圖對宋明理學作批判性的總結，提倡「經世致用」，並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黃宗羲主張「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倡平均授田。王夫之反對了程朱的「知先行後」和陸王的「知行合一」說，主張「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ae]。顧炎武批評了宋朝以來「空談性理」的腐朽學風，指他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af]，提倡「經世致用」。^[33]

史學和地理學

明代前期官修史籍多，後其私纂史籍較多。官修史籍方面，正史類有宋濂主編的《元史》二百十一卷，修纂時間較短，是二十四史最為草率的一部。但《元史》保留了元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在中國史學上價值巨大。《明實錄》和建文、景泰二帝的附錄雖多有曲諱，但引用了大量奏章、邸報等材料，保留了差不多整個明朝的歷史。會典類有正德《大明會典》和萬歷《大明會典》。^[34]:242-244

在明中期以後，統治者怠政，管理不嚴，私修史籍在正德時期成為一時風氣，至萬歷形成高潮。明代私撰書籍多集中於本朝史。纪传体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编年体有薛应旂《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岱《宏猷录》；杂史类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典制类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對古代史也有成就，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34]:244-247

明代一共修成各類方志計2892種，為宋、元方志總和之五倍，「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ag]。明代方志的類型廣泛，有反映全國面貌的「一統志」，反映各省發展沿革的「總志」、「通志」，各行政區劃的「府志」、「州志」乃至「里志」等等。總志有《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記述了明朝疆域全貌。^[34]:247-249

地理學方面，羅洪先《廣輿圖》以元朝朱思本《輿地圖》為底本，制成十三布政司圖、九邊圖和漕運圖等。利馬竇在北京編成中國地圖若干和《坤輿萬國全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重視在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考證翔實。徐弘祖周遊全國，有《徐霞客游記》，詳細記錄了雲、貴、川等十餘省的地理狀況。^[2]

文學

明朝詩文。明朝初期，吳中四杰（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的詩歌都較好，劉基、宋濂都以散文行世。永樂年間，「頌聖德，歌太平」的台閣體成為文學主流，缺乏活力。^[35]:53-63正統年間，李東陽、前七子文人提倡文學復古，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台閣體。嘉靖中年，後七子接過復古大旗，在復古問題上更加講究法度格調。同時，王慎中、歸有光等唐宋派則反對前後七子的主張，認為應該取法唐宋古文八大家的作品，主張文以明道。^[35]:68-82萬曆時期，公安派的袁宗道等人反對前後七子的仿古蹈襲，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性靈說），反對人為約束。公安派後，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重「真詩」，重「性靈」。竟陵派可謂是公安派的延續，但竟陵派和公安派不同，竟陵派着重向古人學習。^[35]:177-181

明朝小說。明代最為著名的小說是《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三言兩拍」。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編章回小說，描述了魏蜀吳三國的軍事和政治衝突、塑造了形象鮮明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形象。^[35]:21-37施耐庵的《水滸傳》以宋元以來宋江三十六人的話本和雜劇為題材，塑造性格各異而「忠義仗義」的人物，對中國英雄傳奇創作起了重大的影響。^[35]:38-52吳承恩的《西遊記》記述了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四人前往西天取經的故事，創造光怪陸離、神異奇幻的世界。^[35]:129-138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借記述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人的故事，批判了明神宗的貪淫作樂。書中雖有多艷情描寫，亦無損其文學價值，受國內外的重視。^[35]:146-156

明朝戲曲。元末明初，雜劇逐漸衰落，南戲混合了北曲聲腔和元雜劇，形成傳奇。在嘉靖後期到萬曆初期出現三部優秀的傳奇作品，即《寶劍記》、《浣紗記》及《鳴鳳記》。^[35]:94-99明代戲劇的集大成者是湯顯祖。他的代表作是臨川四夢（即《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及《牡丹亭》）。^[35]:110-128弘治、嘉靖年間，雜劇創作出現轉機，題材拓寬，思想開始深入，徐渭的雜劇「活潑暢快，汪洋恣肆」，有《四聲猿》、《歌代嘯》等。^[35]:83-93

藝術

明朝書法。洪武至成化年代，以沈度為代表的台閣體書法家群人數雖多，但書風大多平庸無味。弘治至隆慶一朝，吳門派的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主張復古，一改前朝惡習，此時的著名刻帖有文徵明《停雲館帖》、華夏《真賞齋帖》等、吳廷《餘清齋帖》等。萬曆崇禎年間，泰州學派和李贄的思想影響了當時的書法，書法自元以來再一次創新。董其昌的書法追求簡淡空靈，獨開門戶，在明末清初成為了正統一派。王鐸的行草恣肆縱橫、粗服亂頭，其風格影響了入明後的明遺民書法家。^[36]

明朝繪畫。洪武永樂二朝的繪畫大多沿習元代。宣德至弘治一朝，浙江與福建兩地繼承南宋院風的畫家相繼入宮，此時的宮庭話大多取法南宋院體畫。人物畫有商喜《明宣宗行樂圖》、謝環《杏園雅集圖》等、山水畫有李在《琴高乘鯉圖》、王諤《江閣遠眺圖》等。正德年起，蘇州地區出現了以沈周、文徵明的吳門派，以山水畫見長，作品多描寫江南風景和文人生活。吳門派在當時影響巨大，多有人從學。萬曆崇禎二朝，繪畫多有創新。徐渭完善了大寫意花鳥畫畫法。陳洪綬等開創變形人物畫法。董其昌重視畫論上主「士氣」，倡「南北宗」之說，創立了松江派，取代了吳門派地位。^[37]

明朝建築。值得注意的建築有北京城、萬里長城和園林建築：

• 北京城。明代的北京城主要是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加建而成的。外城東西7950米，南北3100米。皇城在內城中心偏南，東西2500米，南北2750米，四周皆開有門。明代北京城體現以宮殿為主體的思想，以一條從南到北七公里多長的中軸綫為全城的幹道，將城內宮殿等建築連貫在一起。^{[4]:1413-1415}
• 萬里長城（明長城）。明朝用了一百多年時間，修建了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達8851.8千米^[38]，沿長城設九鎮，以防禦蒙古。明廷在長城地形險要的地方修建了不少關城，如山海關、居庸關、嘉峪關等。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4]:1415-1416}
• 園林建築。私人園林在明代極為興盛，當時的官員、巨賈往往在其大院中建築非常精致的園林。較為著名的園林有上海的豫園、蘇州的拙政園等。明朝的園林綜合了藝術、詩詞、工藝等多種藝術手段，融合了自然景色和人為的創造。^{[4]:1416-1417}

科技

明朝天文學。朱元璋個人對於天文歷法相當重視，其作位其間興建了多處觀象台，制造了諸多天文儀器，編寫了大量天文和星占書籍（《選擇歷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等）。^[32]:14-16洪武年間，他以元統為監正，編修《大統歷法通軌》。《大統歷法通軌》以《授時歷經》為基礎，在交食算法上有提高。^[32]:17-20至隆慶三年（1569年），周相重印《大明大統歷法》時，大統歷的誤差逐漸擴大。民間學者多有批評，並提出自己的改進方案。《回回歷法》也是明朝官方的歷法，當時學者雖然試圖將兩者整合，編寫更好的曆法，未果。^[32]:22

明朝數學。此時候傳統數學開始沒落，無人通曉宋元時期的數學成果，前代的數學著作亦相繼失傳。在明末《幾何原本》被翻譯之前，有明一代大約有數學著作70多種。珠算在明代開始普及，取代了籌算的地位，^[32]:65-66著作有吳敬《九章詳注比類算法大全》、王文素《古今算學寶鑑》、徐心魯《盤珠算法》、柯尚遷《數學通軌》等。^[32]:60-75明末，利馬竇先後譯出《幾何原本》（徐光啟合譯）、《同文算指》（李之藻合譯），影響深遠。^[32]:85-88

明朝醫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最為著名，總結了16世紀以前的藥物學，新增藥物374種。^[32]:145該書在世界上影響巨大，先後被翻譯成拉丁、日、英、德、俄法多種文字。^[4]:1425吳有性的《瘟疫論》發展了「戾氣說」，在病因、症候、診斷、治療上有突破。人痘接種術在明代得到普遍使用。^[32]:145-146陳實功的《外科正宗》記述了斷喉吻合術、食道內鐵針取出術等，對中國外科醫學作出貢獻。^[4]:1423

明朝物理學。朱載堉的《樂律全書》中首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磁學上，他認識了磁偏角的問題，並算出北京的磁偏角為4°48'。^[32]:160-162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其知識涉及天文、物理、生物、醫學諸多學科。尤以物理學光、聲和流體現象記前人之所未記」。^[ah]西方物理學在明末傳入，當時的學者亦有所吸收。《遠西奇器圖說》（鄧玉函口授，王徵筆錄）中介紹了重心、比重、杠杆、滑車、輪軸、斜面等原理，和應用這些原理以設計的器械。湯若望的《遠鏡說》介紹了望遠鏡的用法、制法和原理，並說明了折射現象。^[32]:163-169

明朝化學。主要在煉丹術、火藥制造技術以及手工業技術上有所發展。煉丹術方面，明代《墨娥小錄》、《天工開物》中描術了蒸汞生產的工藝。徐光啟《天工開物》中記述了歐洲有關於硝酸的制作方法和相關知識。^[32]:173-177火藥制造技術方面，明代的火藥種類和配方有所增加，配方和成分認識更為加深，硝、硫、木碳的比例更為接近近代黑火藥的比例。明末的《火攻挈要》（湯若望口授，焦勖纂）介紹了海外諸多先進武器，並記述了歐洲的火藥技術理論。^[32]:179-183

圖書事業

明代的圖書事業在前代之上發展較大。明代書籍出版，主要使用雕板印刷。官刻書方面，南北國子監都曾刻印書籍，所刻最著名者有《十三經注疏》和「二十一史」。因為明廷對藩王多有限制，藩王不得過問政治，因此很多藩王都刻有書籍，至少有二十多個王府。藩刻書的數量很多，而且因為底本精良，財力雄厚，質量較好。私刻書方面，書坊刻書的事業進一步發展，分布地區更為廣泛，刻書的題材相較前代亦有相增多。書坊主要集中在福建建寧府，長江下游的南京和蘇州等地方。^{[4]:1433-1442}

印刷技術上，有明一代亦都有較大的進步。銅活字在明代中、後期開始流行。套印和餖版的技術相繼發明，使書籍走向彩色印刷。書籍圖畫的繪刻風格、插圖版式相對宋元而說產生變化，書籍越來越多圖畫。明初流行包背裝的裝訂方法，至明代中期，為了改善包背裝的不足，開始出現綫裝的方法。^{[4]:1442-1445}

類書在明代規模盛大，有助保存和利用圖書。《永樂大典》共22877卷，約3億7千萬字，在於保存了明初之前各種學科的文獻資料，獲譽為是「輯佚之淵藪」。^{[39]:3-4[40]:187-188}《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都是依靠《永樂大典》保存下來。^[39]:27私修類書亦相當豐富，有俞安期《唐類函》、卓明卿《藻林》、徐元太《喻林》等。^{[4]:1480-1483}

教育

官方教育方面。明朝早中期最重要的教育機構也就是國子監，設有監規，規矩極嚴。在各府、州、縣、則有儒學，以行教化，育人材。學習書籍有《大明律》、《大誥三編》等進入仕途應讀的書籍，以及是《孟子節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儒學書籍。^[5]:825-841

民間教育方面，洪武八年（1375年），地方社學始建，屬於半官方的啟蒙學習機構，但成效不是很明顯。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明太祖不再提倡，正統、成化年間尚設，至弘治年間已沒有記載。另外有私塾和家館等，有錢人家延請老師教授子弟，以求出路。^[5]:818-825

科舉在明朝是正式的選拔官吏制度。科舉考試分為兩級，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考生必須用八股文做答。所謂股，即對偶之意。八股文萌芽於宋朝，形成於明成化以後。由於八股取士的制度，讀書人既不通經史，又不諳實際，嚴重束縛民眾智慧的進步^[3]:40-49。

宗教

明朝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為主。在明朝初期（洪武元年（1638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諸帝雖然相信佛教、道教，制定了保護、提倡佛教、道教的政策，但同時也加以限制、整頓佛道二教。至明中期，當時的皇帝較為平庸，部份的皇帝（如武宗、世宗）過度崇奉宗教，因此明初的限制政策沒有很好執行。至明代後期，當時的統治者雖崇奉宗教，但沒有對佛道二教有過度的放縱，保持對宗教的限制政策。^[41]:3-5

明朝佛教。朱元璋登基之後，對於佛教多有整頓。他設置了僧司衙門，在京設立僧錄司，「掌天下增教事」，各府、州、縣分設僧綱、僧正、僧會等司，分掌其事。明太祖又將天下的寺院分作禪、講、教三類，要求他們各務本業，不得超越，並建了立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數。明世宗即位後，因為前代明武宗極度崇信佛教而朝綱弊壞，加上崇信佛教，他對於佛教多有焚絕，史稱明世宗滅佛。^[41]:3-5此外，藏傳佛教、印度密教在漢地也多有傳播。^[41]:110-140

明朝道教。明太祖、明成祖都相信道教，明太祖甚至親自為《道德經》作注。由洪武至宣德數朝，皇帝都尊崇正一派首領，恩寵有加。至英宗、代宗二朝，開始出現過度崇道的現象。^[41]:143-160至明世宗一朝，對於道教極度崇奉，在宮中大設道教殿壇，並為自己和父母封道號，對善寫青詞的官員大為有賞。明政府於京師設道篆司，府置道正監，對道教實行監督和管制。^[41]:161-172

明朝伊斯蘭教。明朝對於伊斯蘭教的政策較為寬容，對於伊斯蘭教多有肯定，如明太祖有《至聖百字贊》，肯定了穆罕默德為「至貴聖人」。明朝政府修建了很多的清真寺，如南京淨覺寺、西安清修寺等，亦任命了很多信奉伊斯蘭教的官員。在明朝，伊斯蘭教向中小城市、鄉鎮發展，至明朝中期，內地絕大部份的一級行政單位，大部分的二級行政單位，約一半的三級行政單位都有穆斯林分佈。明朝中期後，伊斯蘭教的傳播基本停止了。^[41]:238-242

明朝天主教。最初，傳教士主要集中在澳門，並執行葡萄牙化的傳教方針。1562年，澳門天主教會已有教徒600餘人。耶穌會創始人方濟各·沙勿略打算到中國傳教，未得准，在上川島過世。他的過世引起了西方天主教會傳教的熱情，各修會派出了傳教士來華傳教。其後，范禮安指出應該要傳教士中國化，培養中國籍神父。此政策之下，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得以開展。利馬竇在北京得了明神宗的好感，當時的官員多有受洗入教。^[41]:271-285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發生了南京教案，傳教工作一時受阻。^[41]:305-3071627年（天啟二年），全國有天主教徒1萬3千人。^[42]

此外，明朝尚有白蓮教、羅教、黃天教、聞香教、西大乘教、弘陽教等民間秘密宗教。^[41]:323-358

文獻

轉引材料

南明史的书目请参阁南明 § 研究書目。

• 维基文库中的相關文獻：明史
•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明朝
• 香港中文大學. 明史參考書目. 
• 徐泓. 明清私塾. 
• Benjamin A.Elman. 中國經典文獻工具書錄. 
• Shin, Leo K（單國鋮）. Documentation:Guide to Ming Studies. UBC Wiki. 
• 吳智和. 《明代社會生活史類目》初稿.